冯玉祥将军往事谈

吴国洋

2005年4月末的一天，我有幸随同丰台区政协副主席胡燕及文史办沈晔同志访问了冯将军之女冯理达。冯理达生于1925年，1946年至1948年兼任其父冯玉祥将军的秘书。说起父亲的往事，她就像打开话题的闸门，滔滔不绝。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的爱国将领，为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冯玉祥将军历经沧桑，饱尝忧患，毕生追求光明和进步，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强的民主斗士和共产党的真挚朋友。笔者早就仰慕和钦佩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忠勇，现将冯玉祥将军的几段往事奉献给读者。

爱国之心  报国之志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省巢县竹柯村。自幼家庭贫穷，后随父亲供职的军队到了河北省保定府，并在这里长大成人。冯玉祥原名叫冯基善，只是在补兵（即参军）的时候，招兵的苗大人在兵册上随便一写，便成了“冯玉祥”这个名字，从此他就叫了一辈子的冯玉祥。1898年，他在保定当上了清朝政府的“练军”，当兵那年他才16岁。

冯玉祥长得虎背熊腰，身材魁梧，武艺超群。他喊操时声音洪亮，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喊“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托枪”、“齐步走”，他一喊就是四年。他先被教习所看中，后来又被不断地提拔，当上了哨长、教习。他的知名度随着职务的升迁越来越高，这招致了一些爱睡懒觉的“懒兵”对他的妒忌、讥笑和咒骂。后来这些“懒兵”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外国点心”。意思是说：冯玉祥如此拼命，如此积极，早晚得让洋鬼子当点心吃了，将来被外国人的子弹崩死。为此，有人为冯玉祥打抱不平，要与这群“懒兵”动武，而冯玉祥却不以为然地说：“我要保卫国家，抵抗强权，我正愿意叫外国人崩死我；外国人打死了我，那倒是成全了我。”他还特意刻了一枚“外国点心”印章保存起来，以后给人写字时常盖上这枚印章。

平时，冯玉祥十分尊崇岳飞，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书写的岳飞《满江红》条幅送给他的战友，以鼓舞其杀敌的斗志，也表达他报国的满怀壮志。他还曾书写了一幅中堂，也表达了他的这种爱国精神。原文为：“现今人死大约不外四种：病死，老死，做亡国奴而被日本鬼子杀死和拼命杀日本鬼子而战死。同一死也，其价值有天地之分，只有打日本鬼子而死是为国死，死是重于泰山的死。”从中不难看出冯玉祥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

率部抗日  共赴国难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开始。冯玉祥将军抱着共赴国难的愿望，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奔走各地，呼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他曾相继出任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事变前夕，驻守在京津、保定、察哈尔一带的二十九军宋哲元、张自忠都是原属于冯玉祥的部下。抗战的炮火首先在驻守卢沟桥的吉星文二一九团打响。接着，日本鬼子袭击南苑，地上是鬼子的大炮、机关枪，天上是日本人的飞机不断地轰炸和扫射，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同时阵亡。

当时，冯玉祥正在庐山，旋即回到了南京。他听说佟、赵牺牲的消息后，便放声大哭。哭的是佟麟阁、赵登禹从十五六岁就跟着他，与他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弟兄；如今一旦死了，又怎能不难过呢？过了一会儿，他又高兴起来，他说：“我高兴的是他们都为国捐躯、忠勇赴义、重于泰山，我怎不为他们高兴呢？”后来，冯玉祥做诗一首，以作纪念。全文如下：

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赵是二十三年的弟兄。

我们艰苦共尝，我们患难相从。

论学问，佟入高教团，用过一年功。

赵入高教团，八个月后即回营。

论体格，同样强壮，但赵比佟更伟雄。

佟善练兵，心极细；赵长杀敌，夜袭营。

佟极俭朴，而信教甚诚。

赵极孝义，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样的忠，二人是一样的勇。

如今同为抗敌阵亡，使我何等的悲伤！

但我替他们二位想想，又觉得庆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国家培养，

必须这样的死，才是良好下场。

后死者奋力抗战，都奉你们为榜样。

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敌焰如何猖狂！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你们二位在前面等我，我要不久把你们赶上。

后来，在冯玉祥的关怀下，佟麟阁、赵登禹都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荐为上将。

当时，他的孩子冯洪国也在南苑教导团里当大队长，几家报纸上都登载说：冯洪国也在这场战争中阵亡了（这只是传闻，实际未死）。冯玉祥信以为实，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下场。他也作了一首白话诗，诗是这样说的：

儿在河北，父在江南，抗日救国，责任一般。

恢复失地，保我主权，谁先战死，谁先心安。

牺牲小我，求民族之大全；

奋勇杀敌，方是中国之儿男。

天职所在，不可让人占先。

父要慈，子要孝，都需为国把身捐。

卢沟桥抗战，冯玉祥虽不在北平，但二十九军都是他的部下，从守卫卢沟桥的营长金振中、团长吉星文、旅长何基沣及保卫南苑的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到北平驻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驻守天津的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等将校军官，在大敌当前都身先士卒、义无反顾。其中有很多将士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在奋勇抵抗外侮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与冯玉祥爱国主义的言传身教的带兵模式是分不开的。

将军遗嘱  痛斥投降

在抗战八年中，冯玉祥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痛斥亲日派的投降卖国行为，无情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能“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诚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1948年2月10日，他身在异国他乡的美国纽约，预感有朝一日会被人暗杀，特写下遗嘱以备不测。在此遗嘱中他申明大义，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对抗日投降派的憎恶，无情地揭露了投降派的嘴脸。现将其亲笔遗嘱，节录如下：

我自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以来，曾同蔡松坡、李协和二位将军反对袁世凯做皇帝，后来张勋复辟，我首先在廊坊誓师打倒张勋。民（国）七（年），我在武穴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民（国）九（年）推倒段祺瑞，民（国）十一（年），把害河南人民赵倜铲除。民（国）十三（年），把贿选政府和吴佩孚打倒，又把帝制余孽溥仪逐走，欢迎中山先生北上。民（国）十五年九月，我在五原誓师，经甘、陕出潼关，会师郑徐二州，为的是实行三民主义。民（国）十八（年），蒋要独裁；民（国）十九(年)，曾打过他一次。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说一切事都是他办错，他向大家认罪。因此，我到南京去开会。上海一·二八抗日发生，我看蒋仍是不愿抵抗日本，迁都洛阳，徐州会议都是假样子。

于是，我由洛阳到泰山读书。当山海关、热河紧张之际，我到张家口。宋哲元等大战于喜峰口，蒋毫不接济宋、张。《何梅协定》成立，将断送中国。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在张家口，有民众抗日同盟军之举义，出兵一月，收复失地四县，多伦名城在内。蒋意在投降日本，乃有种种妨碍抗日之阴谋，宋回张家口，我仍回泰山读书。

民（国）二十四年，蒋约我到南京开会，我告以如为抗日，我来；如不抗日，我不来。蒋复抗日，于是，我到南京，并提有“救亡大计案”（党大会提案）。蒋要打两广，我以去就争，方得和平。痛说其不抗日而杀自己兄弟之非是。七七抗战以来，蒋把他自己的军队竭力补充，藏在陕西和后方，而使他人军队去牺牲，并且对于主张抗日之人，视为仇敌。八年抗战以来，种种打算，蒋只是消灭异己，培植其私人势力，所有朋侪，皆因日寇在前，不能忍的亦忍着不说，此亦大家都知之事。日本投降之后，蒋以为他一人抗战，一人有功，所派接收人员，全由其一人所派，未同任何人商议。结果成为明抢明夺之事实，弄得天怒人怨，使世界各国笑骂。

因此种种，我觉得我应当本我推翻满清、打倒洪宪的民主救国精神和勇气，来打倒这个专制魔鬼的希特来(勒)第二的蒋中正，使中国成为真正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国。这就是从去年五月二十六日发告同胞书的大根源。

近来，和平民主联盟成立。本年一月革命委员会成立。这都是为打倒独裁，成立真的联合政府，为救同胞出此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之境地，并不是为己为私，为什么功名富贵。可是，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免得我死后人们无办法，或是莫名其妙。

冯玉祥的遗嘱是1948年2月写成的，时隔也不过半年之久，到了1948年8月，他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当他全家（冯玉祥、李德全及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女婿）乘苏联轮船从纽约经苏联欲回解放后的新中国，行至黑海的时候，1948年9月1日中午2点忽发大火，冯玉祥及他的一个女儿都被活活窒息而死。这场大火烧得不明不白，是否如他遗嘱所言，遭人暗算，至今仍是一个旷世难解之谜。

冯玉祥将军离开我们已半个世纪之久，但他爱国的英名却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1941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日报》发表《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文章，其文说：“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笔者行文至此，不禁记起60多年前董必武祝贺冯玉祥六十寿辰时为他题写的“上将勋明日月高，时危草野起英豪”的诗句。冥想之中，冯玉祥将军那辉映日月、一柱擎天的高大形象似乎就矗立在我们的面前。

选自《北京文史资料精选（丰台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