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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期 一位劳工的血泪控诉-------郭家德

发布时间:2018-06-21 14:27     浏览次数:0次     打印本页

一位劳工的血泪控诉

郭家德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已到了快支持不住的时候,日军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更加残酷,实行什么“三光政策”、“强化治安”、经济封锁,对市场上的物资商品统统严加控制,粮食、布匹、油、盐等生活必需品,都列入了军用品,限制百姓买卖食用。工人连玉米面都吃不上,只能吃柿子皮面、花生皮面、化学面等,工人无力干活。日本兵还强迫工人给他们修车,工人痛恨日本兵,都自发地采取一些办法对付他们,如怠工,不好好干活,能躲就躲、能泡就泡;对生产物资能偷就偷,得破坏的就破坏,使修车工作进行得很缓慢。一个3400多工人的大厂,每月只能修出工作量不大的机车四五台、客车10多辆、货车40多辆。

    怀着对日本兵的仇恨,我把装车用的一块大铜瓦,偷偷地给扔进了焖火炉里烧毁了。谁知被日本警务段查出。10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警务段的日本头子伊藤、汉奸特务王玉杰,带领一伙特务来到车间,都用手枪对着我。王玉杰问我说:“你叫郭家德吗?”我说:“是。”于是两个汉奸就给我带上手铐子,往门外一推,就被弄到了警务段。

    一进警务段门,就被几个狗腿子用皮带没头没脑地乱打乱抽了一顿,抽得我身上皮开肉绽,然后又把我关进木笼子里。

    这天晚上,日本兵和汉奸又从厂里、家里抓了翟湘云、韦森父子及孙善庭、孙山墩、谈福、王焕章、刘珍、林桂森、李玉、李顺录等人,也都弄到警务段与我关在一起。

    第二天过堂,我是第四个被提出来的,在一间阴森森的审讯室里,正中摆着一张桌子,后边坐着一个日本军官、一个翻译。王玉杰、牛伯林分立两旁,在我身后边站着两个打手,一个手里拿着皮鞭子,一个手里拿着根大木棒子,旁边摆着“美人床”、电椅、杠子、绳子等刑具。李顺录他们三个在靠北墙根儿躺着,“哼哟、哎哟”地喊叫着、呻吟着,真像是到了阎王殿。

    王玉杰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问:“大铜瓦是你偷的吗?嗯?”我说:“不是。”“他妈的还嘴硬!”只见他手一摆,我就觉得腿上重重挨了一棒子,倒在地上了。一阵皮鞭木棒乱打,打得我在地上直打滚儿。打了一阵又问。我想弄到这来就甭想有好结果,不说也是白挨打,就说:“是。”这时日本军官也不用翻译,用半生的中国话问我说:“你的八路的通的?”那时虽听说有八路军,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要瞎说了通八路那还了得!我说:“不明白。”牛伯林上去踢了我一脚,骂着说:“他妈的!太君问你通不通八路军,还想装什么蒜!”我说:“没有。”王玉杰就说:“压!”两个打手就拉着扯着给我压杠子,让我跪在砖上,两人使劲用杠子压我的腿,疼得我喊得都不成人声,只觉眼前发黑,直冒金星,满头冷汗,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突然,我被一声怪叫惊醒过来,睁眼一看,打手们正在用杠子压李玉,李玉是我们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体又弱,受刑不过,他就胡说起来。就听他喊了两声“我通通”,急促地喘了几下粗气就昏过去了。日本军官命令用冷水把他泼醒过来,只见他翻了下身子,哼了两声,日本军官站起来向他伸着大拇指:“大大的好!大大的好!你的八路的什么地方的见?”“在在吕村。”“什么时间的干活?”“星期星期六下午。”“好的!大大的好!你的顶好顶好的有!”日本军官呲着大黄金牙,高兴地嚷着。他离开了桌子转身问我们李玉说的对不对,我们见事已至此,也只好说“对”,他这才昂首阔步地得意而去,这一堂算过完了,又把我们送进木笼子里。

    又过了一天,正巧是星期六,下午把我们提出来。我们以为又要过堂,却没有想到日本军官把李玉胡说的话当成了真的,集合了一队日本兵、一队伪军,还有一些穿便衣的汉奸特务,足有百八十号人。日本军官骑着大洋马,还带着四五条洋狗,让特务押着我们,一齐直奔吕村。见这情形,我们已明白了一大半,心里都七上八下很不安,不知要发生什么事。队伍没进吕村,只在村外埋伏好,包围上了。把我们放开,由几个化了装的特务一方面押着我们,一方面去捉“八路”。本来这是没影的事,所以一直等到下午6点多钟也没见一个人来。日本军官等得不耐烦了,就命令到村里去搜查。折腾了半天,也没查出一个可疑的人来。这才把我们叫去,问是怎么回事。“八路的哪里?为什么的没有?”这时我们只好照实说以前说的都是假话。这下可把日本军官气炸了,眼珠子都要瞪出来,挥着拳头,声嘶力竭地骂着:“八格牙鲁!统统地心坏了坏了的有!”吼完了,翻身跳上马去,带着队伍扫兴而归。

    回到警务段,我们可更惨了,饭也没给吃,就把我们送到审讯室。等到日军、汉奸们吃饱喝足了,来到审讯室,二话没说,进门就打,打完了压扛子,压得两腿像折断了一样。压完扛子又坐电椅,两个特务把我绑在一个特制的椅子上,一开电门,觉得全身麻木打哆嗦,每个汗毛眼都像针扎似的疼得难忍。接着,又灌凉水。把我绑在一张特制的“美人床”(木凳子)上,仰着身子躺着,用湿毛巾往我脸上一盖,使鼻子不能呼吸,趁我张嘴呼吸时,打手用大壶就往我嘴里灌水,噎得我喘不过气来,灌得肚子像皮球,胀得像要裂开似的难受。灌完凉水又往鼻子、嘴里灌辣椒水、煤油,呛得从鼻子、嘴里冒血。就这样还没发作完他们的兽性,又把我们脱去衣服倒背手捆着,扔进了好几尺深的水池子里,直到淹得不省人事了才弄出来。在初冬的夜晚,水淋淋地在洋灰地上躺着,冻得全身关节疼痛,难以动弹。整整把我们折磨了大半夜,所有的刑具也都使用过了,我们死去活来的也不知多少次。直到日军、汉奸们筋疲力尽了,这才罢休。

    有一天,把我们提出来带到洋狗队,就看见有个中国同胞被剥光衣服捆在西边墙根的木桩子上。那人有30来岁,个子不高,身体很粗壮,左肩上有道伤疤,方圆脸,粗眉大眼,仰着头,愤怒地瞪着日军汉奸们,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不远处站着一个大胖子日军,他身边还蹲着一条大洋狗。胖日军走上前对那人说:“你说的八路的哪里有?现在说可以的,不说死了的有!”那个人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轻蔑地看了胖日军一眼,然后继续用仇恨的眼光瞪着日军们。胖日军像恶狼似的吼叫了一声:“你的说的不说?”那人仍然不言语。只见胖日军用手一指喊了声“喂塞!”那条大洋狗蹭地一下就扑了上去,一口从那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那人惨叫了一声,就咬紧牙关,闭上了眼睛。我们有的低下了头,有的背过脸去,不忍再看这惨无人道的兽行。胖日军又吼叫了两声,那人仍没说话,日军又把狗放上去对那人乱咬,不一会就被活活咬死了,全身血肉模糊已看不出人样儿了,惨痛极了,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心里像压上块大石头样的难受。接着,有两个日本兵端来一盆水,给那条刚咬完人的狗洗嘴。日军说中国人的肉“臭”,怕脏了狗嘴。日军把中国人看得连狗都不如!当时我想,为什么好好的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要让这些野兽不如的日军来随心所欲地糟蹋?我怎么也想不通。

    从狗队回来,我们仍被关在又黑又潮的木笼子里,每天下午4点钟押着去解一次手,其他时间不让出去,有憋不住的就在笼子里解。吃的是一天两顿,每顿每人给一碗烂菜汤,一个“化学面”的小窝头,饿得前心贴后心,急了就撕衣裳套子吃。他们想什么时候打就弄出去打一顿,就这样关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我们送到石门(今石家庄)去。

    石门这个地方,当时是全国闻名的。那里的“劳工训练所”实际是个集中营,外围圈着三道电网,十多丈远设一个炮楼子,全由日本兵把守。我们一进门,衣服全被扒光,一切东西没收,每人发给一身破棉衣。里边分预备班、准备班、输送班三个班。我们被分到预备班,这一班约有3万多人,都是工人和从乡下集市上抓来的农民。每人一顿给一碗高粱米饭,一碗菜汤,每星期抽一次血,本来就吃不饱,身体弱的没点血色,再一抽血,有的当时就晕倒了。

    有一天我去打饭,因饿得挺不住,就偷了块饭渣吃,不巧被日军发现了,当时就被毒打了一顿,送到一个地窖里,里边又潮又黑,见不到一点阳光,可挤了30多人,都是因为违犯了“规矩”被弄来的。吃饭的时候,从上边小窗口用绳子吊着送下来。30多人吃喝拉撒睡都在里边,臭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每人长了一身脓疱疮,痛痒钻心。后来也不知都得了什么病,只觉得臭味越来越大,吃饭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吃饭就有我和另一个人,我也是迷迷糊糊地觉着浑身难受,吃不下东西去。以前每顿饭都抢着吃得精光,这次全剩回去了。日本人觉得很奇怪,就问是怎么回事。我和那人就在里边摸着一个个扒拉,看看都死去了,这才对上边说其他的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才把我们俩弄出来。刚出来睁不开眼,立不住,立即晕过去了。等清醒过来,已经又回到班上了。后来才知道和我一起出来的那人叫白旦,是满城县人,20上下年纪,头发有二寸多长,脸色煞白,全身浮肿得发亮,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不用说我和他也是一样。

    和我一起来的工人翟湘云,因为想家,忧虑太重,又经过残酷的折磨,得了精神病,白天夜里说胡话,疯疯癫癫地总想往外跑。有一天大伙正吃饭,他就唱着京戏“牧虎关”里的一句“高老爷,来至在牧虎关,大胆的小儿把关拦,”一边唱一边向外跑。被日军抓回来毒打了一顿,没几天就死了。接着刘珍和王焕章也病倒了,被送到了“病栋”。有一天我去看他俩,刚到“病栋”门就被惊呆了,有好几个人正往平板车上装死尸。有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在每个尸体的臂上用小刀刺个标记,还打一针药水,横竖垛了老高的一平板车,足有四五十具尸体。在“病栋”里,我找到了他俩,都在冰冷破烂的屋子炕上躺着,身下铺着一把乱草,连块破席头都没有,人已病得不成样了,好几只大耗子正在咬刘珍的耳朵,咬王焕章的鼻子。我赶忙把大耗子轰跑,他俩有气无力地哼哼着。当我看了这情景,想和他们说话时,嗓子里像堵了块什么东西,噎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说出“爷们!我看你们来了。”王焕章动了动嘴没说出声来,刘珍流着眼泪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小郭子,我不行了,你要是能回去,回去告诉,告诉我家大人孩子。”声音低得听不清楚,我一边听一边流泪,心里那个难受的滋味没法形容。我强忍着悲痛说:“刘大叔别说了,好好养病吧!时间到了,我以后再来看你们。”我帮他们整理了破烂衣裳,拿砖头堵上耗子洞才回去。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们,连个影儿也没有了,显然是已经死了,回来我伤心地哭了好长时间。

    有一次闹暴动,是从我们隔院的“准备班”发起的,先将站岗的日本兵打死,一齐向外冲,喊着:“冲出这活地狱!找条活命的路子!”我们也就趁机向外冲,但是已经晚了,炮楼上的日本兵开了枪,接着大队的日本军队也赶了来,结果有部分跑得快的冲了出去,不少人在逃跑中被打死打伤,大部分人又被追了回来,当晚日本兵在各处都加了岗哨。第二天早晨抓起了我们300多人,个个脱去上衣倒背着手捆着,排成几行跪在大操场上,其他的人也都被押着站在操场上看着。操场四周支着几挺机关枪,有好几百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对着我们,真是杀气腾腾。有一个拿着指挥刀的日本军官,站在一张木桌上,向人群吼道:“昨天晚上的,你们统统的心坏了坏了的有!”用刀指着我们:“他们共产党的干活,统统地死了死了的有!”他的话音刚落,从外边冲进四五十个手拿大刀的刽子手,他们在日本军官的命令下,大刀挥舞,卡嚓、卡嚓,人头乱滚,血水四溅,人群一阵骚动。被抓的300多人并没有都被砍死,还剩下我们百十来个,日军把捆着的绳子给解开,用大皮鞋踢了我一脚说:“开路开路。”我们从一片死人当中走出来,是陪了一次绑。事后,日军把死尸填进了“万人坑”,把人头一个个挂在四周电网的木桩上、岗哨边、门口、厕所里、过道旁以及吃饭的地方。总之,凡是“劳工”能看到的地方,都挂上了人头,恐怖极了。以后日军对我们监视更加严了,不但加强了岗哨,还搜罗了大批汉奸来看管我们,每人手拿一个带铜头的大木棒子,晚上不准说话,上厕所先报告,不经准许不得站起来,曾有三个人因未先报告站起来,结果被汉奸活活打死了。

    日本兵在石门集中营里,究竟杀死多少中国人,谁也说不清。只知原来3万多人的“预备班”,后来连杀带病死,剩下不足3000人。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兵不够用,差不多所有的青壮年都征了兵,物资供应也越来越困难了。因此日军决定把我们这批人运到日本国去当劳工。出发的那天,正是1944年农历腊月三十。这是个全家团聚过年的日子,可我们要背井离乡远离祖国了,心里那个滋味就没法提了。火车开到长辛店,我们几个长辛店的人一齐挤到车门,想从门缝再看看自己的家人,可是眼睛却被泪水模糊了,什么也没看清,伤心的我们个个悲痛不止。车很快就开到了塘沽,下了火车,被送到一个围着几道电网的“收容所”里。吃的更差,每顿只给一个豆面的小窝头,连饿带病又有不少人死在这里。孙山墩等就是在这儿死的。日军把死的人运到海边扔进大海。在“收容所”关了半个月,正月十五又上轮船,船开到旅顺又靠了岸。要进行第一次体格检查,把有病的人都给挑了出来。李顺录、谈福等都被挑出留下了,以后不知怎么处置了。我们被押上轮船继续向日本开去。到了日本下关下了船,又经过一次严格的检查,日军怕把传染病带到日本国里,把衣服都脱光进行消毒,头发胡子都剃光,身上也洗干净,然后一个个地检查,把有病的人都挑出来,给带上个白箍,没有病的给带上个红箍。检查完了把带白箍的用小汽船运走了,不知去向。日军把我们带红箍的编成队,分配到北海道各煤矿去当苦工。我被分到北海道三井卢别煤矿。从门司上火车,然后又经过一道海才到了北海道。那里当时下着大雪,天气冷得肚子里都像冻了冰,有几个身体弱的,就被冻死在半路上。到了煤矿后,先让学一些日本话,如工具的名称等,第三天就让下窑干活了。先干背煤,几天后,又叫去推轱辘马。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用煤多,又让我们去开采新矿。我们这队共300来人,分成昼夜两班,每班都是12小时工作,由一个姓刘的队长和一个姓马的副队长分别带领。进到煤窑里,到处都是水,人身上总是湿漉漉的,因此每人身上都生了疥疮,痛痒难忍。窑上准备了好多草袋子、砂土,如果窑里发现了漏水或瓦斯,不管里边有多少人,日本人就把窑口堵死。有一次塌窑,一下砸死50多人。又一次瓦斯爆炸,里边49个人一个也没出来。我跟石门来的刘队长一个班,因为他有经验,才没出什么大事故。他还领导我们进行斗争,磨洋工、破坏生产等。日本工头对我们特别凶恶,手里提着带刺的木棒子,监视着我们干活。挨他们的打骂那就没有数了。当时日本给中国“劳工”的生活费就已经少得可怜了,但是直接管我们的“劳务总署”还从中揩油吃。给我们吃的是草子儿面窝头,住的是离煤窑好几里远的工棚。由于饿得挺不住,就到山上去采野葡萄和野蘑菇吃,谁知野蘑菇有毒,几十个人都中了毒,大部分几个钟头就死了。我们由于吃的少,又得到日本老百姓给的解毒偏方才免了一死。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得知这消息,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激动的泪花挂在惊喜的脸上,心像要蹦出来。我们这些仅比死人多一口气的人们,又从死亡的深渊里爬上来,活着的希望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马上自己组织了归国大队,队长选的是我们刘队长,因为他有组织能力,办事果断、大胆,很有心计,是个有勇有谋的人。因此,我们再也不给日本当苦工了。我们把那些最坏的工头包围住,打死了好几个,报了仇,解了恨,其余的也都给打跑了。我们找到了日本“劳务总署”,要求他们把仓库打开拿出粮食,再也不吃他们的草子儿面了。我们要吃什么,就让翻译告诉日本炊事员给做什么。住处也从工棚里搬到了下黄野,后来又搬到黄梁市里大楼。我们每天都分组出去,到各矿找一起来的中国人。从塘沽上船时是3000来人,除了在路上死的和有病的被挑出去的外,到北海道来的也有1700多人,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剩下的还不到400人。不久,美国军队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也来了,给我们讲话说:美国的原子弹如何厉害,因此日本才投了降……要求我们回去当兵保国。刘队长领导我们又找到“劳务总署”,要求发给我们工资,做多少天工就得给多少天的钱。谁知署长早和美国人勾结上了,说什么也不答应。我们就和大伙商量:“不给工资就不让他烧煤,煤是咱们挖出来的!”大伙都同意,就分头去检查,看哪里冒烟就砸。后来又组织了几十个年轻人代表,坐汽车找到署长家里。当我们闯进去,正遇上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美国军官,一齐在署长家饮酒享乐呢。一时把他们惊呆了,定了定神,那“接收大员”才问我们的来意,我们把要工钱的事说给他听,他赶忙和美国军官嘀咕了两句,才假仁假义地把署长“训斥”了一顿,并答应了给我们发工钱,才算了事。

    我们看附近的日本老百姓,尤其是工人农民,也和中国的工人农民一样,受着重重的压迫和剥削。由于军国主义统治,一般老百姓都吃不到粮食,一切东西都靠配给,饿得人们一个个也是骨瘦如柴。我们决定把仓库里的粮食等物品都发给他们。于是让一个叫山川的日本人,到附近村庄去召集老百姓。山川很快把老百姓都领来了,我们就全部出动,打开仓库给他们分发粮食和衣物。正发放着,那个美国军官坐着吉普车赶来了,他不让发放。我们没听他那一套继续发放。他来的人少也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去了。这一来把山川感动得都哭了,他拉着刘队长的手说:“中国人的大大好!大大好!朋友的!朋友的!”好多老百姓也感动得掉了泪,争着和我们握手。这一来,可把美国人给得罪了,很快就决定把我们遣返回国。

    我们先坐火车,又转乘美国的军舰,虽然船开得很快,可我们的心里还是急得了不得,恨不能一闭眼就回到祖国。快到大沽口时,我们都挤到甲板上扒着栏杆望,帽子被风吹跑了,全不顾及。突然有人喊起来:“看到了!看到了!”透过海雾,看见前面灰蒙蒙的一片,就要回到祖国了。这时,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个个涕泪交流,却又面挂笑颜,就像久离母亲的孩子一样,见到母亲,有说不出的委屈和喜悦。当10个月前从这里被轮船载走时,谁还想到能活着回来。这时我们特别感到祖国的可爱,希望祖国永远富强,永远不再当亡国奴了!

我回到长辛店,往家走着,又担心家里的变化。进了家门,见到了父亲和弟弟、妹妹,我叫声“爸爸!”千万句话就一齐噎在嗓子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父亲狠劲地揉着眼睛,好像不相信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亲儿子。弟弟、妹妹一齐扑到我身上痛哭起来。哭了一阵,父亲说话了:“唉!回来了就好!总算咱家祖先没做过缺德事,老天爷也睁眼哪!”我看全家人都很好也就放心了。街坊邻居知道我回来了,都来问寒问暖,问长问短。家里什么活都不让我做,有点好吃的东西,也都给我留着吃,让我好好养养这受到严重损害的身体。家里的生活仍然很苦,父亲的工资不能维持全家人生活。而物价一天三涨,我不能总呆在家里,找到工厂的“工会”要求上班,谁想到这“工会”竟和以前日本警务段特务说一样的话。“工会”委员梁德海把分头往后一撩,脸一沉,摇着头,一字一板地连损带挖苦地说:“他妈你小子还想上班?谁不知你是泡儿团团长,运输总司令。又偷又泡,工厂不要你!工会也没工夫跟你怄这份气!”接着又说:“像你这号日本留洋的人物还没发了大财吗?嗯!还上班干什么?哈哈……哈哈……”我一听肺都气炸了,和他们讲理也没用,一赌气我转身出来了。上不了班只得东奔西跑,到处为生活奔波,直熬到长辛店解放,我才又回到工厂上班。后来在工厂当了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1951年8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又提拔我当了领工员。1986年,从二七机车厂离休,现在享受离休待遇。我想告诉年轻人:不能忘记国耻,要了解我们当亡国奴时的痛苦生活,要热爱我们祖国。

 

选自《丰台文史资料选编》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