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劳工的血泪控诉

郭家德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已到了快支持不住的时候，日军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更加残酷，实行什么“三光政策”、“强化治安”、经济封锁，对市场上的物资商品统统严加控制，粮食、布匹、油、盐等生活必需品，都列入了军用品，限制百姓买卖食用。工人连玉米面都吃不上，只能吃柿子皮面、花生皮面、化学面等，工人无力干活。日本兵还强迫工人给他们修车，工人痛恨日本兵，都自发地采取一些办法对付他们，如怠工，不好好干活，能躲就躲、能泡就泡；对生产物资能偷就偷，得破坏的就破坏，使修车工作进行得很缓慢。一个3400多工人的大厂，每月只能修出工作量不大的机车四五台、客车10多辆、货车40多辆。

    怀着对日本兵的仇恨，我把装车用的一块大铜瓦，偷偷地给扔进了焖火炉里烧毁了。谁知被日本警务段查出。10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警务段的日本头子伊藤、汉奸特务王玉杰，带领一伙特务来到车间，都用手枪对着我。王玉杰问我说：“你叫郭家德吗？”我说：“是。”于是两个汉奸就给我带上手铐子，往门外一推，就被弄到了警务段。

    一进警务段门，就被几个狗腿子用皮带没头没脑地乱打乱抽了一顿，抽得我身上皮开肉绽，然后又把我关进木笼子里。

    这天晚上，日本兵和汉奸又从厂里、家里抓了翟湘云、韦森父子及孙善庭、孙山墩、谈福、王焕章、刘珍、林桂森、李玉、李顺录等人，也都弄到警务段与我关在一起。

    第二天过堂，我是第四个被提出来的，在一间阴森森的审讯室里，正中摆着一张桌子，后边坐着一个日本军官、一个翻译。王玉杰、牛伯林分立两旁，在我身后边站着两个打手，一个手里拿着皮鞭子，一个手里拿着根大木棒子，旁边摆着“美人床”、电椅、杠子、绳子等刑具。李顺录他们三个在靠北墙根儿躺着，“哼哟、哎哟”地喊叫着、呻吟着，真像是到了阎王殿。

    王玉杰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问：“大铜瓦是你偷的吗？嗯？”我说：“不是。”“他妈的还嘴硬！”只见他手一摆，我就觉得腿上重重挨了一棒子，倒在地上了。一阵皮鞭木棒乱打，打得我在地上直打滚儿。打了一阵又问。我想弄到这来就甭想有好结果，不说也是白挨打，就说：“是。”这时日本军官也不用翻译，用半生的中国话问我说：“你的八路的通的？”那时虽听说有八路军，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要瞎说了通八路那还了得！我说：“不明白。”牛伯林上去踢了我一脚，骂着说：“他妈的！太君问你通不通八路军，还想装什么蒜！”我说：“没有。”王玉杰就说：“压！”两个打手就拉着扯着给我压杠子，让我跪在砖上，两人使劲用杠子压我的腿，疼得我喊得都不成人声，只觉眼前发黑，直冒金星，满头冷汗，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突然，我被一声怪叫惊醒过来，睁眼一看，打手们正在用杠子压李玉，李玉是我们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体又弱，受刑不过，他就胡说起来。就听他喊了两声“我通通”，急促地喘了几下粗气就昏过去了。日本军官命令用冷水把他泼醒过来，只见他翻了下身子，哼了两声，日本军官站起来向他伸着大拇指：“大大的好！大大的好！你的八路的什么地方的见？”“在在吕村。”“什么时间的干活？”“星期星期六下午。”“好的！大大的好！你的顶好顶好的有！”日本军官呲着大黄金牙，高兴地嚷着。他离开了桌子转身问我们李玉说的对不对，我们见事已至此，也只好说“对”，他这才昂首阔步地得意而去，这一堂算过完了，又把我们送进木笼子里。

    又过了一天，正巧是星期六，下午把我们提出来。我们以为又要过堂，却没有想到日本军官把李玉胡说的话当成了真的，集合了一队日本兵、一队伪军，还有一些穿便衣的汉奸特务，足有百八十号人。日本军官骑着大洋马，还带着四五条洋狗，让特务押着我们，一齐直奔吕村。见这情形，我们已明白了一大半，心里都七上八下很不安，不知要发生什么事。队伍没进吕村，只在村外埋伏好，包围上了。把我们放开，由几个化了装的特务一方面押着我们，一方面去捉“八路”。本来这是没影的事，所以一直等到下午6点多钟也没见一个人来。日本军官等得不耐烦了，就命令到村里去搜查。折腾了半天，也没查出一个可疑的人来。这才把我们叫去，问是怎么回事。“八路的哪里？为什么的没有？”这时我们只好照实说以前说的都是假话。这下可把日本军官气炸了，眼珠子都要瞪出来，挥着拳头，声嘶力竭地骂着：“八格牙鲁！统统地心坏了坏了的有！”吼完了，翻身跳上马去，带着队伍扫兴而归。

    回到警务段，我们可更惨了，饭也没给吃，就把我们送到审讯室。等到日军、汉奸们吃饱喝足了，来到审讯室，二话没说，进门就打，打完了压扛子，压得两腿像折断了一样。压完扛子又坐电椅，两个特务把我绑在一个特制的椅子上，一开电门，觉得全身麻木打哆嗦，每个汗毛眼都像针扎似的疼得难忍。接着，又灌凉水。把我绑在一张特制的“美人床”（木凳子）上，仰着身子躺着，用湿毛巾往我脸上一盖，使鼻子不能呼吸，趁我张嘴呼吸时，打手用大壶就往我嘴里灌水，噎得我喘不过气来，灌得肚子像皮球，胀得像要裂开似的难受。灌完凉水又往鼻子、嘴里灌辣椒水、煤油，呛得从鼻子、嘴里冒血。就这样还没发作完他们的兽性，又把我们脱去衣服倒背手捆着，扔进了好几尺深的水池子里，直到淹得不省人事了才弄出来。在初冬的夜晚，水淋淋地在洋灰地上躺着，冻得全身关节疼痛，难以动弹。整整把我们折磨了大半夜，所有的刑具也都使用过了，我们死去活来的也不知多少次。直到日军、汉奸们筋疲力尽了，这才罢休。

    有一天，把我们提出来带到洋狗队，就看见有个中国同胞被剥光衣服捆在西边墙根的木桩子上。那人有30来岁，个子不高，身体很粗壮，左肩上有道伤疤，方圆脸，粗眉大眼，仰着头，愤怒地瞪着日军汉奸们，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不远处站着一个大胖子日军，他身边还蹲着一条大洋狗。胖日军走上前对那人说：“你说的八路的哪里有？现在说可以的，不说死了的有！”那个人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轻蔑地看了胖日军一眼，然后继续用仇恨的眼光瞪着日军们。胖日军像恶狼似的吼叫了一声：“你的说的不说？”那人仍然不言语。只见胖日军用手一指喊了声“喂塞！”那条大洋狗蹭地一下就扑了上去，一口从那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那人惨叫了一声，就咬紧牙关，闭上了眼睛。我们有的低下了头，有的背过脸去，不忍再看这惨无人道的兽行。胖日军又吼叫了两声，那人仍没说话，日军又把狗放上去对那人乱咬，不一会就被活活咬死了，全身血肉模糊已看不出人样儿了，惨痛极了，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心里像压上块大石头样的难受。接着，有两个日本兵端来一盆水，给那条刚咬完人的狗洗嘴。日军说中国人的肉“臭”，怕脏了狗嘴。日军把中国人看得连狗都不如！当时我想，为什么好好的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要让这些野兽不如的日军来随心所欲地糟蹋？我怎么也想不通。

    从狗队回来，我们仍被关在又黑又潮的木笼子里，每天下午4点钟押着去解一次手，其他时间不让出去，有憋不住的就在笼子里解。吃的是一天两顿，每顿每人给一碗烂菜汤，一个“化学面”的小窝头，饿得前心贴后心，急了就撕衣裳套子吃。他们想什么时候打就弄出去打一顿，就这样关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我们送到石门（今石家庄）去。

    石门这个地方，当时是全国闻名的。那里的“劳工训练所”实际是个集中营，外围圈着三道电网，十多丈远设一个炮楼子，全由日本兵把守。我们一进门，衣服全被扒光，一切东西没收，每人发给一身破棉衣。里边分预备班、准备班、输送班三个班。我们被分到预备班，这一班约有3万多人，都是工人和从乡下集市上抓来的农民。每人一顿给一碗高粱米饭，一碗菜汤，每星期抽一次血，本来就吃不饱，身体弱的没点血色，再一抽血，有的当时就晕倒了。

    有一天我去打饭，因饿得挺不住，就偷了块饭饹渣吃，不巧被日军发现了，当时就被毒打了一顿，送到一个地窖里，里边又潮又黑，见不到一点阳光，可挤了30多人，都是因为违犯了“规矩”被弄来的。吃饭的时候，从上边小窗口用绳子吊着送下来。30多人吃喝拉撒睡都在里边，臭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每人长了一身脓疱疮，痛痒钻心。后来也不知都得了什么病，只觉得臭味越来越大，吃饭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吃饭就有我和另一个人，我也是迷迷糊糊地觉着浑身难受，吃不下东西去。以前每顿饭都抢着吃得精光，这次全剩回去了。日本人觉得很奇怪，就问是怎么回事。我和那人就在里边摸着一个个扒拉，看看都死去了，这才对上边说其他的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才把我们俩弄出来。刚出来睁不开眼，立不住，立即晕过去了。等清醒过来，已经又回到班上了。后来才知道和我一起出来的那人叫白旦，是满城县人，20上下年纪，头发有二寸多长，脸色煞白，全身浮肿得发亮，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不用说我和他也是一样。

    和我一起来的工人翟湘云，因为想家，忧虑太重，又经过残酷的折磨，得了精神病，白天夜里说胡话，疯疯癫癫地总想往外跑。有一天大伙正吃饭，他就唱着京戏“牧虎关”里的一句“高老爷，来至在牧虎关，大胆的小儿把关拦，”一边唱一边向外跑。被日军抓回来毒打了一顿，没几天就死了。接着刘珍和王焕章也病倒了，被送到了“病栋”。有一天我去看他俩，刚到“病栋”门就被惊呆了，有好几个人正往平板车上装死尸。有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在每个尸体的臂上用小刀刺个标记，还打一针药水，横竖垛了老高的一平板车，足有四五十具尸体。在“病栋”里，我找到了他俩，都在冰冷破烂的屋子炕上躺着，身下铺着一把乱草，连块破席头都没有，人已病得不成样了，好几只大耗子正在咬刘珍的耳朵，咬王焕章的鼻子。我赶忙把大耗子轰跑，他俩有气无力地哼哼着。当我看了这情景，想和他们说话时，嗓子里像堵了块什么东西，噎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说出“爷们！我看你们来了。”王焕章动了动嘴没说出声来，刘珍流着眼泪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小郭子，我不行了，你要是能回去，回去告诉，告诉我家大人孩子。”声音低得听不清楚，我一边听一边流泪，心里那个难受的滋味没法形容。我强忍着悲痛说：“刘大叔别说了，好好养病吧！时间到了，我以后再来看你们。”我帮他们整理了破烂衣裳，拿砖头堵上耗子洞才回去。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们，连个影儿也没有了，显然是已经死了，回来我伤心地哭了好长时间。

    有一次闹暴动，是从我们隔院的“准备班”发起的，先将站岗的日本兵打死，一齐向外冲，喊着：“冲出这活地狱！找条活命的路子！”我们也就趁机向外冲，但是已经晚了，炮楼上的日本兵开了枪，接着大队的日本军队也赶了来，结果有部分跑得快的冲了出去，不少人在逃跑中被打死打伤，大部分人又被追了回来，当晚日本兵在各处都加了岗哨。第二天早晨抓起了我们300多人，个个脱去上衣倒背着手捆着，排成几行跪在大操场上，其他的人也都被押着站在操场上看着。操场四周支着几挺机关枪，有好几百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对着我们，真是杀气腾腾。有一个拿着指挥刀的日本军官，站在一张木桌上，向人群吼道：“昨天晚上的，你们统统的心坏了坏了的有！”用刀指着我们：“他们共产党的干活，统统地死了死了的有！”他的话音刚落，从外边冲进四五十个手拿大刀的刽子手，他们在日本军官的命令下，大刀挥舞，卡嚓、卡嚓，人头乱滚，血水四溅，人群一阵骚动。被抓的300多人并没有都被砍死，还剩下我们百十来个，日军把捆着的绳子给解开，用大皮鞋踢了我一脚说：“开路开路。”我们从一片死人当中走出来，是陪了一次绑。事后，日军把死尸填进了“万人坑”，把人头一个个挂在四周电网的木桩上、岗哨边、门口、厕所里、过道旁以及吃饭的地方。总之，凡是“劳工”能看到的地方，都挂上了人头，恐怖极了。以后日军对我们监视更加严了，不但加强了岗哨，还搜罗了大批汉奸来看管我们，每人手拿一个带铜头的大木棒子，晚上不准说话，上厕所先报告，不经准许不得站起来，曾有三个人因未先报告站起来，结果被汉奸活活打死了。

    日本兵在石门集中营里，究竟杀死多少中国人，谁也说不清。只知原来3万多人的“预备班”，后来连杀带病死，剩下不足3000人。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兵不够用，差不多所有的青壮年都征了兵，物资供应也越来越困难了。因此日军决定把我们这批人运到日本国去当劳工。出发的那天，正是1944年农历腊月三十。这是个全家团聚过年的日子，可我们要背井离乡远离祖国了，心里那个滋味就没法提了。火车开到长辛店，我们几个长辛店的人一齐挤到车门，想从门缝再看看自己的家人，可是眼睛却被泪水模糊了，什么也没看清，伤心的我们个个悲痛不止。车很快就开到了塘沽，下了火车，被送到一个围着几道电网的“收容所”里。吃的更差，每顿只给一个豆面的小窝头，连饿带病又有不少人死在这里。孙山墩等就是在这儿死的。日军把死的人运到海边扔进大海。在“收容所”关了半个月，正月十五又上轮船，船开到旅顺又靠了岸。要进行第一次体格检查，把有病的人都给挑了出来。李顺录、谈福等都被挑出留下了，以后不知怎么处置了。我们被押上轮船继续向日本开去。到了日本下关下了船，又经过一次严格的检查，日军怕把传染病带到日本国里，把衣服都脱光进行消毒，头发胡子都剃光，身上也洗干净，然后一个个地检查，把有病的人都挑出来，给带上个白箍，没有病的给带上个红箍。检查完了把带白箍的用小汽船运走了，不知去向。日军把我们带红箍的编成队，分配到北海道各煤矿去当苦工。我被分到北海道三井卢别煤矿。从门司上火车，然后又经过一道海才到了北海道。那里当时下着大雪，天气冷得肚子里都像冻了冰，有几个身体弱的，就被冻死在半路上。到了煤矿后，先让学一些日本话，如工具的名称等，第三天就让下窑干活了。先干背煤，几天后，又叫去推轱辘马。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用煤多，又让我们去开采新矿。我们这队共300来人，分成昼夜两班，每班都是12小时工作，由一个姓刘的队长和一个姓马的副队长分别带领。进到煤窑里，到处都是水，人身上总是湿漉漉的，因此每人身上都生了疥疮，痛痒难忍。窑上准备了好多草袋子、砂土，如果窑里发现了漏水或瓦斯，不管里边有多少人，日本人就把窑口堵死。有一次塌窑，一下砸死50多人。又一次瓦斯爆炸，里边49个人一个也没出来。我跟石门来的刘队长一个班，因为他有经验，才没出什么大事故。他还领导我们进行斗争，磨洋工、破坏生产等。日本工头对我们特别凶恶，手里提着带刺的木棒子，监视着我们干活。挨他们的打骂那就没有数了。当时日本给中国“劳工”的生活费就已经少得可怜了，但是直接管我们的“劳务总署”还从中揩油吃。给我们吃的是草子儿面窝头，住的是离煤窑好几里远的工棚。由于饿得挺不住，就到山上去采野葡萄和野蘑菇吃，谁知野蘑菇有毒，几十个人都中了毒，大部分几个钟头就死了。我们由于吃的少，又得到日本老百姓给的解毒偏方才免了一死。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得知这消息，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激动的泪花挂在惊喜的脸上，心像要蹦出来。我们这些仅比死人多一口气的人们，又从死亡的深渊里爬上来，活着的希望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马上自己组织了归国大队，队长选的是我们刘队长，因为他有组织能力，办事果断、大胆，很有心计，是个有勇有谋的人。因此，我们再也不给日本当苦工了。我们把那些最坏的工头包围住，打死了好几个，报了仇，解了恨，其余的也都给打跑了。我们找到了日本“劳务总署”，要求他们把仓库打开拿出粮食，再也不吃他们的草子儿面了。我们要吃什么，就让翻译告诉日本炊事员给做什么。住处也从工棚里搬到了下黄野，后来又搬到黄梁市里大楼。我们每天都分组出去，到各矿找一起来的中国人。从塘沽上船时是3000来人，除了在路上死的和有病的被挑出去的外，到北海道来的也有1700多人，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剩下的还不到400人。不久，美国军队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也来了，给我们讲话说：美国的原子弹如何厉害，因此日本才投了降……要求我们回去当兵保国。刘队长领导我们又找到“劳务总署”，要求发给我们工资，做多少天工就得给多少天的钱。谁知署长早和美国人勾结上了，说什么也不答应。我们就和大伙商量：“不给工资就不让他烧煤，煤是咱们挖出来的！”大伙都同意，就分头去检查，看哪里冒烟就砸。后来又组织了几十个年轻人代表，坐汽车找到署长家里。当我们闯进去，正遇上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美国军官，一齐在署长家饮酒享乐呢。一时把他们惊呆了，定了定神，那“接收大员”才问我们的来意，我们把要工钱的事说给他听，他赶忙和美国军官嘀咕了两句，才假仁假义地把署长“训斥”了一顿，并答应了给我们发工钱，才算了事。

    我们看附近的日本老百姓，尤其是工人农民，也和中国的工人农民一样，受着重重的压迫和剥削。由于军国主义统治，一般老百姓都吃不到粮食，一切东西都靠配给，饿得人们一个个也是骨瘦如柴。我们决定把仓库里的粮食等物品都发给他们。于是让一个叫山川的日本人，到附近村庄去召集老百姓。山川很快把老百姓都领来了，我们就全部出动，打开仓库给他们分发粮食和衣物。正发放着，那个美国军官坐着吉普车赶来了，他不让发放。我们没听他那一套继续发放。他来的人少也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去了。这一来把山川感动得都哭了，他拉着刘队长的手说：“中国人的大大好！大大好！朋友的！朋友的！”好多老百姓也感动得掉了泪，争着和我们握手。这一来，可把美国人给得罪了，很快就决定把我们遣返回国。

    我们先坐火车，又转乘美国的军舰，虽然船开得很快，可我们的心里还是急得了不得，恨不能一闭眼就回到祖国。快到大沽口时，我们都挤到甲板上扒着栏杆瞭望，帽子被风吹跑了，全不顾及。突然有人喊起来：“看到了！看到了！”透过海雾，看见前面灰蒙蒙的一片，就要回到祖国了。这时，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个个涕泪交流，却又面挂笑颜，就像久离母亲的孩子一样，见到母亲，有说不出的委屈和喜悦。当10个月前从这里被轮船载走时，谁还想到能活着回来。这时我们特别感到祖国的可爱，希望祖国永远富强，永远不再当亡国奴了！

我回到长辛店，往家走着，又担心家里的变化。进了家门，见到了父亲和弟弟、妹妹，我叫声“爸爸！”千万句话就一齐噎在嗓子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父亲狠劲地揉着眼睛，好像不相信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亲儿子。弟弟、妹妹一齐扑到我身上痛哭起来。哭了一阵，父亲说话了：“唉！回来了就好！总算咱家祖先没做过缺德事，老天爷也睁眼哪！”我看全家人都很好也就放心了。街坊邻居知道我回来了，都来问寒问暖，问长问短。家里什么活都不让我做，有点好吃的东西，也都给我留着吃，让我好好养养这受到严重损害的身体。家里的生活仍然很苦，父亲的工资不能维持全家人生活。而物价一天三涨，我不能总呆在家里，找到工厂的“工会”要求上班，谁想到这“工会”竟和以前日本警务段特务说一样的话。“工会”委员梁德海把分头往后一撩，脸一沉，摇着头，一字一板地连损带挖苦地说：“他妈你小子还想上班？谁不知你是泡儿团团长，运输总司令。又偷又泡，工厂不要你！工会也没工夫跟你怄这份气！”接着又说：“像你这号日本留洋的人物还没发了大财吗？嗯！还上班干什么？哈哈……哈哈……”我一听肺都气炸了，和他们讲理也没用，一赌气我转身出来了。上不了班只得东奔西跑，到处为生活奔波，直熬到长辛店解放，我才又回到工厂上班。后来在工厂当了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1951年8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又提拔我当了领工员。1986年，从二七机车厂离休，现在享受离休待遇。我想告诉年轻人：不能忘记国耻，要了解我们当亡国奴时的痛苦生活，要热爱我们祖国。

选自《丰台文史资料选编》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