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垂死挣扎  人民苦难深重

张  霖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3—1944年间，在北平城郊地区，人民透过表面的种种现象，就能意识到日本侵略者“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人们欢欣鼓舞，敌人惊慌失措。八路军每打下一个车站或每掀翻一段铁路，人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胜利信息，而敌人则更加胆战心惊。物价的时刻暴涨以及粮食的奇缺，致使百姓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已接近极限。流传的民谣启示于人：“孔子拜天坛，五百当一元，全面大反攻，日本要玩完。”^[注]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日本侵略者挖空心思，筹谋种种办法，做垂死挣扎，人民也经受着深重苦难。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的大片土地上，盟军和人民武装力量，以破坏日本侵略军物资补给线为主要目的的斗争全面展开了。驻在陕西西安、成都等地的美军14航空队下属的中美混合编队，除派大型飞机飞抵华北上空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外，并派小型（P-51型野马式）战斗机，专门针对停放的飞机、轮船，以及行进中的火车，进行破坏。平汉铁路是日本侵略军的南北军运大动脉，但列车从北平出发，根本不能抵达汉口，全线被人民武装破坏得千疮百孔。有时只能到保定或松林店，就是在这短短的路段上，也会有突然俯冲下来的小型飞机，瞄准机车追逐扫射。当时的机车，都是蒸汽发动机，盟军的飞行员就用飞机上的机关炮，瞄准水柜射击，枪炮声响过，水柜被打穿，水蒸气伴随热水，像缕白烟冲天喷出，全列车随即瘫痪。有一次，一列火车行进到松林店附近，机车水柜被打穿，就派驻在长辛店的司机马相全开着机车去拖这辆报废的机车，不想飞机又来了，一阵射击之后，这辆机车也报废了，司机被打死。飞机打车头的事，轰动了华北，列车行进中只要天空一响起尖啸的飞机声，不仅列车上的人心惊肉跳，地面上的人也纷纷向简易防空壕逃跑。盟军飞机不断出现，破废的机车日渐增多，卢沟桥西边玉皇庄的铁道叉上，良乡以南的停车场上，摆满了打坏的机车。日本侵略者挖空心思，采取防护措施，首先在机车上加装厚厚的铁板，以保护机车。另外在列车最后一节车厢上，增加瞭望哨和高射机枪。瞭望哨一发现情况，立刻向机车发出信号，以便进防空墙躲避。

    日本人修造的防空墙（又称待避墙），在长辛店车站南北各有两座，卢沟桥车站以西两座。两座为一组，建在铁路两侧，墙高15米，长20米左右，上窄下宽，座基宽2米左右，墙体用砖灰砌成。所有砖、灰及民工，由伪宛平县公署向各伪乡公所摊派。当时原属于宛平县管辖的10个区，也只有一区、二区、特区还能勉强行使权力，90％以上地区是解放区或半解放区，其它地区，也常有游击队出没。一区有六合乡、小屯乡、衙门口乡和北辛安镇、卢沟桥镇。二区只有赵辛店乡、张郭庄乡和长辛店镇，特区为丰台镇。各乡镇都有专职人员负责筹办防空墙的用砖用款。小屯乡由王竹泉负责，他本是小学教员，有正义感，对这工作采取拖延办法，被敌人查觉，把他叫到县公署，训斥后又打得鼻青脸肿，幸亏有一些朋友从中说情，算是免遭大难。向各乡摊派的砖，大多供应不上，敌人就采取拆除古建筑的办法，卢沟桥以北2公里的迴龙庙拆光了，又拆其它的建筑，敌人的算盘有两个，一是不给游击队留栖身之地，二是不费吹灰之力，即能弄到砖。在王佐地区瓦窑村南，有一座大庆寿寺，规模宏大，并建有实心砖塔17座，百姓称作“乱塔寺”。侵略者组织了大批民工将其拆除，可惜这一历史文物，遭到惨重破坏。据目睹这一经过的刘金生说，几百号民工拆了几十天，几十辆大车运了半个多月，17座古塔竟被拆掉16座。但防空墙的建造，并没有使报废的机车减少。

    日本侵略者预感到自己穷途末日的来临，通过军警特组织，更加严密的防范和迫害中国人民。就说卢沟桥车站吧，它是平汉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站，有两个站台。这个小站除负责客货运输外，还建起了“警务段”组织，名义上是铁路警察，而实际上大大超越了铁路的工作范围，与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成为三大迫害百姓的机构。在警务段的直接掌握下，建立有“爱护村”组织。大瓦窑村邻近车站，是“爱护村”的核心，委任地主李克俭为“爱护村”村长，管辖铁路沿线的13个村落，将各保联合在一起，推行“强化治安”活动，从组织上，建有护路队，队员由“爱护村”负责征集，向各村征要青年参加，被征集的青年，要到警务段接受训练，每人发给木棍，以木棍代枪，老百姓称之为“棍兵”。不定期的征集训练，每征一次，警务段都能捞到不少“油水儿”，不想去的花钱买路，被摊派的户，又要拿钱托警务段雇人。受训的“棍兵”，大部分回村以后都要担任“谍报员”，这些“谍报员”每天都要向警务段送情报。大部分谍报员都学会了应付差事，在印好的情报表上，填上“平安无事”，就算完成例行公事。而游击队的活动，敌人很难摸清。伪张郭庄乡乡长梁彦亭，作恶多端，人民恨之入骨，被游击队深夜抓到以后，就地正法，执行枪决，人心大快。曾担任过丰台区委书记的林彤同志，就以伪衙门口乡乡长赵德有家为堡垒，带领战士，经常出没在铁路沿线活动，弄得敌人慌恐不安。遂做出迫害百姓的规定，在铁路沿线100米以内，禁止种植一切高秆庄稼，到处立有“禁种高禾”的标志牌。而卢沟桥一带的耕地，被群众认为“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只能种些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才有较好的收成，“禁种高禾”无疑又是农民的一大灾难。为了防止游击队把车站给端掉，把铁轨掀翻，车站及可穿行的路口，都立有“禁止通行”的标牌，禁止一切行人、车马通过。连往返卢沟桥上学的儿童，都不能穿行车站，也得绕道而行。居住在铁路北侧的农民，要到铁路南侧的耕地劳作，也要绕行指定的路口穿行。

    在卢沟桥车站当站长的日本人，要求工人每天早晨上班之前，列队站好，逐个出列，用日语背诵“路训”，背不下来，就要挨打受骂，工人张文寿在一次背“路训”时被打得鼻青脸肿，他没有文化，更不懂日语，用日语背诵当然十分困难，于是他把“路训”的日语语音，串连成中国语音，以便于记忆。一次在他背诵的时候，就连缀成“剃头刀子，你给我，我给你……”日本人听了这似懂非懂的“协和语”，上去就是几个嘴巴，他含着眼泪只能强忍着。

    人们在苦难中忍耐、在斗争中渴望着胜利，而敌人的垂死挣扎，则是挖掘埋葬自己的坟墓，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走到末日，无条件投降了。

选自《丰台文史资料选编》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