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期 敌人垂死挣扎 人民苦难深重-------张霖
敌人垂死挣扎 人民苦难深重
张 霖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3—1944年间,在北平城郊地区,人民透过表面的种种现象,就能意识到日本侵略者“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人们欢欣鼓舞,敌人惊慌失措。八路军每打下一个车站或每掀翻一段铁路,人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胜利信息,而敌人则更加胆战心惊。物价的时刻暴涨以及粮食的奇缺,致使百姓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已接近极限。流传的民谣启示于人:“孔子拜天坛,五百当一元,全面大反攻,日本要玩完。”[注]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日本侵略者挖空心思,筹谋种种办法,做垂死挣扎,人民也经受着深重苦难。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的大片土地上,盟军和人民武装力量,以破坏日本侵略军物资补给线为主要目的的斗争全面展开了。驻在陕西西安、成都等地的美军14航空队下属的中美混合编队,除派大型飞机飞抵华北上空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外,并派小型(P-51型野马式)战斗机,专门针对停放的飞机、轮船,以及行进中的火车,进行破坏。平汉铁路是日本侵略军的南北军运大动脉,但列车从北平出发,根本不能抵达汉口,全线被人民武装破坏得千疮百孔。有时只能到保定或松林店,就是在这短短的路段上,也会有突然俯冲下来的小型飞机,瞄准机车追逐扫射。当时的机车,都是蒸汽发动机,盟军的飞行员就用飞机上的机关炮,瞄准水柜射击,枪炮声响过,水柜被打穿,水蒸气伴随热水,像缕白烟冲天喷出,全列车随即瘫痪。有一次,一列火车行进到松林店附近,机车水柜被打穿,就派驻在长辛店的司机马相全开着机车去拖这辆报废的机车,不想飞机又来了,一阵射击之后,这辆机车也报废了,司机被打死。飞机打车头的事,轰动了华北,列车行进中只要天空一响起尖啸的飞机声,不仅列车上的人心惊肉跳,地面上的人也纷纷向简易防空壕逃跑。盟军飞机不断出现,破废的机车日渐增多,卢沟桥西边玉皇庄的铁道叉上,良乡以南的停车场上,摆满了打坏的机车。日本侵略者挖空心思,采取防护措施,首先在机车上加装厚厚的铁板,以保护机车。另外在列车最后一节车厢上,增加瞭望哨和高射机枪。瞭望哨一发现情况,立刻向机车发出信号,以便进防空墙躲避。
日本人修造的防空墙(又称待避墙),在长辛店车站南北各有两座,卢沟桥车站以西两座。两座为一组,建在铁路两侧,墙高15米,长20米左右,上窄下宽,座基宽2米左右,墙体用砖灰砌成。所有砖、灰及民工,由伪宛平县公署向各伪乡公所摊派。当时原属于宛平县管辖的10个区,也只有一区、二区、特区还能勉强行使权力,90%以上地区是解放区或半解放区,其它地区,也常有游击队出没。一区有六合乡、小屯乡、衙门口乡和北辛安镇、卢沟桥镇。二区只有赵辛店乡、张郭庄乡和长辛店镇,特区为丰台镇。各乡镇都有专职人员负责筹办防空墙的用砖用款。小屯乡由王竹泉负责,他本是小学教员,有正义感,对这工作采取拖延办法,被敌人查觉,把他叫到县公署,训斥后又打得鼻青脸肿,幸亏有一些朋友从中说情,算是免遭大难。向各乡摊派的砖,大多供应不上,敌人就采取拆除古建筑的办法,卢沟桥以北2公里的迴龙庙拆光了,又拆其它的建筑,敌人的算盘有两个,一是不给游击队留栖身之地,二是不费吹灰之力,即能弄到砖。在王佐地区瓦窑村南,有一座大庆寿寺,规模宏大,并建有实心砖塔17座,百姓称作“乱塔寺”。侵略者组织了大批民工将其拆除,可惜这一历史文物,遭到惨重破坏。据目睹这一经过的刘金生说,几百号民工拆了几十天,几十辆大车运了半个多月,17座古塔竟被拆掉16座。但防空墙的建造,并没有使报废的机车减少。
日本侵略者预感到自己穷途末日的来临,通过军警特组织,更加严密的防范和迫害中国人民。就说卢沟桥车站吧,它是平汉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站,有两个站台。这个小站除负责客货运输外,还建起了“警务段”组织,名义上是铁路警察,而实际上大大超越了铁路的工作范围,与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成为三大迫害百姓的机构。在警务段的直接掌握下,建立有“爱护村”组织。大瓦窑村邻近车站,是“爱护村”的核心,委任地主李克俭为“爱护村”村长,管辖铁路沿线的13个村落,将各保联合在一起,推行“强化治安”活动,从组织上,建有护路队,队员由“爱护村”负责征集,向各村征要青年参加,被征集的青年,要到警务段接受训练,每人发给木棍,以木棍代枪,老百姓称之为“棍兵”。不定期的征集训练,每征一次,警务段都能捞到不少“油水儿”,不想去的花钱买路,被摊派的户,又要拿钱托警务段雇人。受训的“棍兵”,大部分回村以后都要担任“谍报员”,这些“谍报员”每天都要向警务段送情报。大部分谍报员都学会了应付差事,在印好的情报表上,填上“平安无事”,就算完成例行公事。而游击队的活动,敌人很难摸清。伪张郭庄乡乡长梁彦亭,作恶多端,人民恨之入骨,被游击队深夜抓到以后,就地正法,执行枪决,人心大快。曾担任过丰台区委书记的林彤同志,就以伪衙门口乡乡长赵德有家为堡垒,带领战士,经常出没在铁路沿线活动,弄得敌人慌恐不安。遂做出迫害百姓的规定,在铁路沿线100米以内,禁止种植一切高秆庄稼,到处立有“禁种高禾”的标志牌。而卢沟桥一带的耕地,被群众认为“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只能种些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才有较好的收成,“禁种高禾”无疑又是农民的一大灾难。为了防止游击队把车站给端掉,把铁轨掀翻,车站及可穿行的路口,都立有“禁止通行”的标牌,禁止一切行人、车马通过。连往返卢沟桥上学的儿童,都不能穿行车站,也得绕道而行。居住在铁路北侧的农民,要到铁路南侧的耕地劳作,也要绕行指定的路口穿行。
在卢沟桥车站当站长的日本人,要求工人每天早晨上班之前,列队站好,逐个出列,用日语背诵“路训”,背不下来,就要挨打受骂,工人张文寿在一次背“路训”时被打得鼻青脸肿,他没有文化,更不懂日语,用日语背诵当然十分困难,于是他把“路训”的日语语音,串连成中国语音,以便于记忆。一次在他背诵的时候,就连缀成“剃头刀子,你给我,我给你……”日本人听了这似懂非懂的“协和语”,上去就是几个嘴巴,他含着眼泪只能强忍着。
人们在苦难中忍耐、在斗争中渴望着胜利,而敌人的垂死挣扎,则是挖掘埋葬自己的坟墓,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走到末日,无条件投降了。
选自《丰台文史资料选编》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