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期 我在伪宛平县新民会前后-------陈敬仁
我在伪宛平县新民会前后
陈敬仁
七七事变之前,我在卢沟桥以北20里的古城小学教书,战争突然爆发了,我惊惶失措,顾不得学校期终考试,就匆匆忙忙回家想看看亲人的情况。当时我家住在卢沟桥,炮火之下不知吉凶祸福如何?
直接去卢沟桥已不可能了,于是西去麻峪、大峪过洋灰桥,沿永定河西侧,绕道卧龙岗回家。按说二三十里路走起来不费劲,可是一边走一边打听前边的情况,时间就耽误了。到了吕村,看到人们惶恐不安的情况,不敢再往前走了,决定到表叔家探听情况。一进村,就看到有乡亲们背着财物准备外出逃难,也有从外地到这儿来的。
到了表叔家,一看家里人也都来了,在战火中家人团聚,当然是很幸运的,只是二弟敬智、三弟敬厚,都在卢沟桥宛平县简师上学,不知为什么没出来。谁知道,两个有血性的青年,从此参加抗日,至今杳无音信。
卢沟桥沦陷了,没人顾得上在村里办教育,我也就失业了,随之带来了生活上的窘迫。不久,我舅父齐久荣,原来是宛平县教育科科长,事变后日本人让他成立了一个临时组织,叫做“宛平县维持会”。这是第一个敌伪组织,开始网罗一些为日本人干事的人。我当时一是无知,二是生活所迫,他叫我去“新民会中央青年训练所”去受训,时间三个月。训练内容除了日语和体操之外,重要的一课,是“厚生”,内容是接受日本侵略者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等奴化教育,结业以后就分配到“宛平县新民总会”工作。这时伪宛平县公署和伪新民总会都相继成立了。县长雷恒成是汉奸,兼任总会会长,直接代他行使职权的是事务部长,是个实权人物,跟日本人有密切联络。事务部长管着第一科、第二科以及一个训练所。第一科分管公文、庶务(总务)、会计、公文收发、分会工作、联合协议会。除了一般性事务工作之外,还要建立分会组织,全县编成若干个乡镇,乡是由十来个或几个自然村组成。多的上千户,少的几百户。镇则是人口集中的城镇,如门头沟、丰台、北辛安等。设立乡(镇)公所,选出乡(镇)长,建立新民分会,乡(镇)是当然分会,各伪保长是当然委员,具体事由一个干事去做,是经过伪宛平县青年训练所训练结业后,分配去工作的。这些人大部分为了找碗饭吃才干上这种伪职员差事的。联合协议会是每年一次的会议形式,总会长、事务部长、一科、二科科长、分会长都参加例会,目的在于沟通情报,加强统治。第二科是新民会特务科,分管宣传、情报、青年团、少年团、妇女会、外围社团,其中宣传科下设新民教育馆,通过书报流通进行反动宣传,特别是在当时电影不普及的情况,一次露天电影,有一两千人受到奴化宣传。情报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组织,由科长亲手抓,又亲自报告给日本人,跟伪宛平县警察所、铁路警务段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两个特务组织,警察所属地方性的,警务段虽说只管铁路警务,但他们权限很大,可以直接插手地方警务,在铁路沿线的车站建立“爱护村”组织,比伪保甲还要残暴凶狠。一些丧尽天良的警员,经常到百姓家敲诈勒索,稍有不顺从即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轻则倾家荡产的赎买一条人命,重则遭受灌凉水、压杠子等酷刑折磨死,有的被军犬咬死。同时,由二科组织的青年团、少年团、妇女会从中物色了一些情报员,随时向他们递交情报,使无辜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所以外围社团,也是直接豢养出来的特务。另一个组织就是伪宛平县青年训练所。将在新民会中央青年训练所结业后的成员派到这里做指导员工作。训练所所长由总会长(即县长)兼任,事务部长任副所长。下设主任一名,负责全所工作,有三名指导员,实际就是教员,学员有的是各乡选送来的,经过训练十天半个月就回各乡去了,不是专职人员,只是作为青年团、少年团、妇女会的骨干力量。也有招生考试来的,受训后,回到各乡(镇)当分会指导员或事务员。学习课程,上午为学科:有日语、地方自治、公文管理;下午是体操。我在训练所当了两年指导员,就调到第一科管理公文,以后当了第一科科长。在这期间,周围发生的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我看第二科科长崔某,死心踏地给日本人干事的丑恶行径,心里非常痛苦。有一次,他的情报员向他汇报:小屯乡的指导员,在征缴防空墙用砖中推托搪塞。崔某立刻把小屯乡的指导员传去,又打又骂。幸亏有人帮腔说了许多好话,乡指导员才免遭关押。看到这一情况,对我震动很大。
本来,当时的战争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日本侵略者到了最后挣扎阶段。1944年夏秋季,盟军的作战飞机,可以畅通无阻地飞到内地,日本侵略者没有任何防空能力,而联合国飞机专门射击火车头,破坏运输线,使军用物资无法转运。日本侵略者为了保护火车头,在铁路两侧修筑防空墙,强迫各乡缴纳建墙用砖。面对这一现实,不少乡(镇)指导员,都采取了推的办法,不声不响的为打败侵略者表现一点良心。
我也是中国人,尽管在新民会没干过什么坏事,这名声也不是好听的,于是悄悄离开新民会,到宛平县教育科当了两个月的教育科长,以后就到长辛店小学当了校长。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终于无条件投降了。国民党接收了宛平县,可是我还是日伪可疑人物,被撵出长辛店,来到天津,做了30多年的教师工作。
20世纪50年代,我在天津听说姓崔的科长被镇压了。在日伪时期出任职务,已经构成人民的罪人,像崔某这样认贼作父,去残害自己的同胞,不镇压是不足以平民愤的。
选自《丰台文史资料选编》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