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祖父王理寰

王德维

今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也正值我的祖父──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三○师少将师长王理寰诞辰100周年，我不禁回忆起祖父的戎马生涯。

我从3岁多就跟祖父母生活，我很敬重我的祖父。他的人品，他那渊博的知识，使我从小到大都非常敬慕他。祖父90岁离我而去，但他的不平凡的一生以及音容笑貌、举手投足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祖父王理寰系辽宁省辽阳县人。他1921年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当一年教员，后到煤矿工作。日本人强行霸占煤矿，500余中国工人被逐，我祖父也险些被害。从那时起，他就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极大的仇恨。1927年他入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习，1930年入东北陆军高等学校研究班学习。九一八事变后，祖父曾任东北陆军参谋、营、团、少将师长等职，曾参加过长城、热河、滦东等地的对日作战。1936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永定河、石家庄、漳河及黄河北岸的抗战。1944年编入远征军到过缅甸、印度、越南参加对日作战。在战斗中，祖父勇敢杀敌，六次负伤，五次未下火线，左目失明，人称他为“偏盲将军”。1948年祖父任沈阳城防司令，他誓死不打内战，曾与共产党地工人员接触，率部起义，对解放沈阳作出贡献。1956年后，他一直任辽宁省政协驻会常委兼工作组办公厅主任，对台宣传组组长，辽宁省省民革委员会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等职。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统一战线，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感到由衷地高兴。

祖父戎马生涯23年，其中14年是对日作战，他几乎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他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讲述抗战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含恨退入关内，参加“西安事变”，保卫黄河大铁桥以及参加“滇缅战役”印象较深。我想把它们记述下来，以缅怀我的祖父，并纪念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我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先烈们。

记得祖父讲起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撤离东北的情景时，心情十分沉重。入关时广大官兵悲愤万分，他们亲身感受到家乡沦丧的痛苦，此后官兵中广泛流传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这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歌曲。每当回忆这些，祖父总是激动地用那苍老的声音唱起这首凄凉悲壮的歌，眼中闪着泪花。我那时小，很不理解他这么动情，他说：“那国难家仇，离乡背井的滋味，你们怎能体会？”他说：“那时广大东北官兵痛恨日本军，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内心充满着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可蒋介石却置国难于不顾，叫喊‘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

1935年9月间，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并代理他的总司令职务。张住西安市，调东北军两个军驻陕北各地，我祖父所在一二九师三个团分驻延安、甘泉、洛川等县。祖父任六八四团上校团长，守卫洛川城。张学良因不满蒋不抗战，围剿红军又连连失利，被红军的抗日、群众抗日激情所感召，激发了反内战、抗日复土的决心。1936年2月间，张学良到洛川小住，通过关系，与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会晤。3月间六八四团调延安驻防。4月8日夜张学良到延安乔儿沟天主教堂与周恩来、李克农会谈，祖父曾担任接应、护送周恩来到会谈地的任务，并负守卫之责。听祖父讲，20年后，1955年万隆会议前，在中共中央召开西安“双十二”纪念会上，周总理与祖父握手时，还亲切地说：“甘泉路上你受累了。”为此，祖父多次对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及诚恳待人的态度表示钦佩。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夜间，祖父接到命令，严守六盘山，堵击胡宗南东进，当时他率六八四团夺六盘山。12月25日，张护送蒋去南京，蒋背信弃义，扣压了张学良将军。东北军为营救统帅，主战、主和两派发生内讧，主和派王以哲被害。东北军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为了团结抗日，接受了东调改编。几十万人的东北军，被蒋介石缩编为五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军，一个炮兵旅，工兵辎重分散各军师。祖父被编入五十三军—一六师，师长周福成，下设4个团，六九五团团长张绍贤，六九六团团长王理寰，六九七团团长吕正操，六九八团团长张裕驰。

1937年七七事变时，祖父参加了永定河战役（1937年7月8日至10日，五十三军守卫永定河南岸永清县的战斗），六九六团伤亡颇重，永定河全线失守，所有部队奉命撤到保定至静海一线，沿大清河南岸部署阵地。1938年2月祖父奉命守卫郑州黄河大铁桥，在塔岗车站淇河西岸沿高桥村东端占领阵地。2月12日，日军陆、空联合进攻我阵地，战斗异常激烈。午后四时许，祖父在隐蔽所内指挥战斗，当他从瞭望口向外观察敌情时，被敌人发现，日军的罪恶子弹从瞭望孔射入，祖父头部受重伤两处，左眼中弹失明，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他只让暂时包扎一下，仍坚持指挥战斗，参谋、副官多次劝说，他都未下战场，唯恐影响士气，直至战斗结束。撤离战场到团部后，参谋长说了一句：“可到了！”祖父就昏过去了，由救护队护送至洛阳市后方医院治疗。1939年4月初，做手术时，没有麻药，他硬咬紧牙关，让医生拔出子弹，当时大夫说：“幸亏子弹卡在眉骨上，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1939年5月转到西安市西安医院治疗，直至1939年底，伤口才渐渐愈合。1940年，祖父经由四川重庆乘船至郝穴，辗转回到一一六师，任少将副师长。1942年1月间，调一三○师任少将副师长，1942年五十三军编入远征军序列。

中国远征军是在如下历史背景下组成并派赴缅甸作战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际上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变得更加泾渭分明。从此，美英两国和中国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也就汇合在一起。中国远征军是根据1941年12月23日“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而组成的，随即深入缅甸与日本侵略军作战。

五十三军接到命令后，经长途行军到达滇西弥渡、蒙化一带整训，历时一年，1943年全军配备了美式装备。远征军有两个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五十三军归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指挥，祖父被任命为一三○师师长。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开始对怒江西岸的日军发起反攻。战略部署决定二十集团军由栗柴坝、双虹桥沿岸强渡怒江，向腾冲方向进攻。祖父所在一三○师5月渡怒江时，由于正面的马蹄山、大塘子的敌人顽强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天，形成对峙。后又经过三四天的激烈战斗，敌渐不支，敌据点遂被五十三军占领，双方死伤都很大。五十三军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五十三军参加的最艰苦的战斗是腾冲之战。腾冲敌军防御坚固，城中地形复杂，五十三军担负东城一带的攻击任务，腾冲战役打了两个多月。中国军队有38万人围攻腾冲。日军主力有飞机40余架，昼夜轮流轰炸中国军队阵地。美军空军飞机40余架与日空军每日上午10时开始战斗，大战70余日，中国军队步步进攻，日军节节败退，日军主力全部被歼灭。祖父说，攻腾冲时，非常艰苦，每攻取一墙或一个院落，非先用炸药爆破，将墙垣房屋炸倒，否则不能前进。腾冲城的收复，一尺墙，一间房、一个院落，都是官兵用血肉和生命换来的。

以后，祖父又奉命率师渡河攻占南坎，与友邻部队一起，将敌人在中印公路上的归路截断，又沿中印公路向西扩大战果。1945年1月22日，与驻印度的新编第一军的先头部队取得联络，至此中印公路上所有的日军被扫荡干净，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当年重庆《大公报》驻印、缅记者吕德润先生在“印缅战场随军散记”中，曾生动地记述了苗斯会师的动人场面，曾写到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一三○师师长王理寰与驻印军的孙立人师长等会面的激动人心的情景。祖父曾向我们讲过，他那时身穿灰棉军服，光脚穿草鞋，他说：那真是表现了中国军队的坚强意志，勇敢战斗的精神。滇缅战役的艰苦，非语言所能描述。五十三军攻打高黎贡山时，官兵给养均无，一律挖野菜竹根充饥。时逢雨季，森林茂密，松柏参天，山上山下温度相差悬殊。地滑坡陡，山路崎岖，悬崖绝壁，只能屈膝攀登，三百里无人烟。没有对日本法西斯的深仇大恨，没有爱国之情和民族正义感，没有世界反法西斯的大同盟，滇缅战役怎会打胜呢？

滇缅战役打通了中印公路，解除了日军对中国战场西侧的威胁，打破了日军对美国援华物资的封锁，也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从而减轻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祖父在世近一个世纪。他去世后，辽宁省政协给他以公正的评价，称他为“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中成长起来的一位颇有正义感的爱国军官”，并对他在政协工作期间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祖父是一个正直的人，虽然他对我很严厉，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我为有这样一位祖父而骄傲，而自豪。我现在也是区政协委员，我要继承祖父的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工作。

选自《丰台文史资料选编》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