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辛店的民先队

吴太伯

1936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国东北三省，又想侵占我华北，逐步实现侵占全中国的罪恶目的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

    “一二·九”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在党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抗日救亡的团体名叫“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它是先进青年的群众性革命组织。

    在清华大学民先队工作的吴继周同志，是共产党员，原是机械系学生，早想借暑假机会到二七大罢工的发源地──长辛店铁路工厂去实习。由他哥哥通过该厂李工程师的关系进行联系，但联系好了，吴继周因为搞民先队的工作，有半年多时间没有上课，正想转科，不想再到长辛店工厂去实习了。这事被民先队负责人杨学城知道后，对他说：“这可正是个好机会”，极力支持他立刻去厂，并让他借实习的机会，在工人中间发展民先队组织。就这样，吴继周带着革命任务来到长辛店工厂实习。

    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长辛店工厂一片萧条，工人们没心干活，三五成群地找个僻静地方闲谈，打破了二七惨案以后的沉闷空气，学生游行示威和各地爱国救亡团体活动的消息，不断传到工人群众中来，燃起了工人心中蓄积已久的爱国热情。

    吴继周来到工厂后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先在翻砂场模型库学做模型，整天抱着一块木头啃，也有时学钳工，练锉刀，打手锤等，跟工人学手艺，老工人看他为人实在，都愿指点他。休息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跟工人打成一片，关系很融洽，艺员养成所的几个青年学生更喜欢接近他，可以说形影不离，就连上厕所都跟他一同去，下工也同他一起出厂。

    吴继周和周围的工人混熟了，便借机会给工人们讲抗日救国的事。如蒋介石如何实行不抵抗主义，拱手把东北送给了日本人；日本人又如何得寸进尺，侵占了东北之后，又想侵占我华北，等等。老工人听了气得打哆嗦，无心干活。艺员养成所的学员听了，更是义愤填膺，谁还有心学徒呢？

    吴继周了解到艺员养成所的学员杨俊起只身一人住在工厂北面的一个旧养蜂场里，这个地方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只有一座小平房，很僻静，是开展工作的好地方，于是他就从李工程师家里搬到养蜂场来。杨俊起非常高兴，赶忙用旧蜂箱给他搭了一个床铺，从此他们二人就住在一起了。

    杨俊起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好朋友梁冰和范船，他俩也常来玩。吴继周和他们年岁差不多，经常在一起很亲密，一天不见就像缺了点什么似的。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徒工也常来这里。他们感觉吴继周知道的事情很多，又好接近，都爱和他一起谈论国内外形势，这些进步青年更加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一天晚上，吴继周和他们说：“咱们要为国家担忧，就要起来救国，救国就要联合起来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梁冰急着问：“可是怎么联合呢？”吴继周看了看大家，大家睁大眼睛，等他回答。吴继周压低嗓子说：“这好办，比如我们几个人就可以联合起来，同时团结周围的人共同抗日，”说到这里，他稍停了一下，然后一板一眼地说：“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专门做抗日工作，凡是有志救国的青年，都应该加入。”梁冰一听立刻坚决地说：“我入。”范船也紧跟着说：“算我一份。”这天晚上，长辛店的第一支民先队，就在这个不被人注意的旧养蜂场里成立了。因为杨俊起便于和吴继周联系，就由他担任了队长，以后不久，又发展了赵希奇、杨德寿两名队员。

    民先队成立以后，吴继周从北平城里带来一些进步报刊，分给队员们阅读，晚上还经常召集队员秘密开会，有时学习时事，有时研究工作。当时民先队的名字是公开的，但活动却是秘密的，因此只能分头活动，根据上级的指示，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抗日。工厂里便衣特务很多，他们专门注意工人。如果民先队的活动让特务们知道可就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民先队员们只好设法避开特务们的监视，到各处去找工人们宣传。有时他们还秘密到清华大学去听报告。有一次全体队员正好坐满了一辆小汽车去清华大学听报告，按照预先规定好的暗号，只见一位衣着朴素的女同学，夹着一卷报纸在校门口来回走动，这就是清华大学民先队大队长纪毓秀同志。带队的梁冰向她一点头，她立刻把长辛店的民先队员都带进学校去。会场在生物馆里，他们到那里已经有好几百人了。讲话的是民先队总负责同志，讲话内容是当前国内局势和民先队的工作任务问题。

    1936年暑假过去了，吴继周的实习期满要回学校了。当时长辛店属河北省管辖，吴继周一走，就把长辛店民先队的工作移交给党的北方局铁委了，铁委派了一个姓卞的同志来接替吴继周的工作，吴继周临走前把姓卞的同志介绍给队员们，这个老卞同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曾因革命工作而坐牢，来长辛店之前刚从监狱里出来。

    老卞来到以后，和吴继周一样跟杨俊起住在旧养蜂场，这时特务活动更频繁了，老卞没有职业，容易引起特务怀疑，大家都很着急，这时候有个姓贾的大流氓头子，为了赚钱，要在大街办一所文化补习学校，正缺少教员，民先队乘机去找他，说明愿给他介绍一个教员，只要管饭就行，这个家伙爱占便宜，听说不要钱就一口答应了，从此考卞才算有了护身的职业。老卞也是利用二七罢工前，党在这里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办法，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给工人上课，利用讲课的机会向工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艺员养成所的学员成份非常复杂，对待革命态度也很不相同。老卞便指示民先队员在艺员养成所里组织读书会。梁冰、范船就积极筹备，到处奔跑收集进步书刊。到1936年底，民先队团结了一部分同学，利用学校里的一间小屋，办起了“艺徒读书会”，屋里摆满了书刊，除了党办的公开和半公开的刊物外，还有苏联小说《铁流》、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和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等。读书会一开门，就吸引来很多同学，有的学员星期天一整天都不离去，留在屋里看书。很多同学还自动向读书会捐书，老卞也经常从北京带些书回来，原来冷冷清清的艺员养成所一时掀起了读书热。

    铁委时常派老赵（严子涛）同志来民先队指导工作，每次来除和老卞接触外，有时也和队员们见见面。本人不来时，就把指示用铅笔写在报纸上寄来。

    一天晚上睡觉前，老卞对梁冰说：“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梁冰虽然从书报上知道共产党这个名词，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并不了解，回答不出来，老卞趴在梁冰耳朵根小声告诉他：“共产党就是领导抗日救国的人。”从此梁冰心里明白了，知道民先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后，老卞常给队员们讲共产党领导红军北上抗日的事情，逐渐地使民先队员在思想上对共产党有了认识。

    1937年的春天，民先队根据老卞的指示，决定在工人中间发展民先队组织，但由于特务监视严密，开展工作很困难，没有发展起来。就在这时，那个姓贾的流氓头子对老卞同志有了怀疑，老卞给工人讲课，他就派人监视偷听，老卞不得已，只好离开长辛店，回北京去了。

    艺员养成所的事务主任詹孝先，对梁冰、范船几个民先队员也产生了怀疑，有一天他找梁冰谈话说：“你们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梁冰说：“没有。”詹孝先不相信，又以教训的口气对梁冰说：“告诉你们，你们要好好念书，好好学手艺，救国的事不用你们管，要是跟共产党有联系，可小心脑袋！”事后，梁冰把詹孝先的话告诉了队员们，大家都表示不怕，要继续干下去。

    这时厂里的工人都不愿意干活了，有的找地方睡大觉，有的几个人在一起说书聊大天儿。民先队员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向工人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老卞走后，民先队仍然同他保持着联系，梁冰经常去北京找他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但是每次去都困难，因为工厂里管理很严，工人上下班都要摘牌挂牌，牌底处有人监视，每人只能摘挂自己的牌，所以梁冰每次去北京，都得要有人替他摘挂牌，否则是要受罚的。为这事范船想了一个妙法，找几个人一起去摘挂牌，故意在牌底处一拥挤，借机就给梁冰把牌摘挂好了。以后队里的其他几个队员，谁去开会都用这个办法解决摘挂牌的问题。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华北大部地区，经常在北平、天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神圣的民族感激发着二十九军官兵的爱国热情，他们整天练武、磨大刀，积极做抵抗日军的准备工作。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突然炮轰卢沟桥，驻守宛平县城和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在民先队的宣传鼓动下，首先组织起战地服务团支援抗战，把铁轨、木料等物资运到卢沟桥前线，帮助二十九军修筑工事，抢救伤员，搭瞭望台等。

    民先队员还手提布袋到街上去募捐，用募捐来的钱购买点心、毛巾等慰问品，用几个大筐抬着，打着慰问团的旗子送到二十九军营地去慰问。二十九军官兵看到有人来慰问就出来迎接，一个营长讲话说：“万分感谢你们对本军的支援……我们一定为民族争光……誓死保卫国土……”

    工厂里这时也活跃起来了，工人们整天给二十九军磨大刀、修大炮、修机枪。原来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是很糟糕的，大炮只打一发炮弹就坏了，机关枪只能单打，不能连射，各种武器坏了都拉到工厂里来修理，厂里停止了一切工作，连机车也不修了。日以继夜叮叮当当地修武器，简直成了兵工厂。除修武器外，翻砂场还铸造地雷。民先队员更是忙，一方面积极帮助修武器，一方面还要到各场去宣传鼓动。民先队员范船明知道磨大刀是个最卖力气的活儿，但他始终坚持在那里干，工人的干劲真是热火朝天。

    二十九军虽然英勇善战，但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二十九军孤立无援，最后只好撤出宛平县城和卢沟桥。长辛店艺员养成所也迁到武汉江岸，让学员们进江岸铁路工厂去做工。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民先队员哪里还有心思做工，他们决心去找党，找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参军抗战。他们找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答应了他们去延安的要求。

    他们从办事处回去不久，被事务主任詹孝先知道了，他不赞成同学们去延安，就以长辈的口气跟梁冰他们说：“你们青年人救国的热心是好的，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参加八路军呢？在附近当中央军不也一样抗战吗？还能当个一官半职的，到了八路军那里，可别想当官。”几个同学回答说：“我们参加八路军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升官。”当面批驳了他的“劝告”。

同梁冰、范船一起去延安的还有谢英、马海亭、杨凤林三人。艺员养成所的同学都很羡慕他们，临行前还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他们告别了同学乘上开往郑州的火车，再换车去延安，车到了山西临汾，遇到了阎锡山的队伍，延安去不成了，但他们没有灰心，跋山涉水到了太行山，终于在太行山找到了八路军的炮兵部队，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洪流。

    选自《丰台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