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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期 日伪炮制花神庙实验区-------张继亮

发布时间:2017-04-24 16:12     浏览次数:0次     打印本页

日伪炮制花神庙实验区

张继亮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北平,控制了华北地区。为了实现其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他们在拼凑伪政权的同时,还纠集汉奸成立了新民会。新民会的组成人员都是些亲日分子,他们奴颜婢膝地制造卖国理论,欺骗广大人民群众,并且积极协助日伪政权,在北平南部花神庙村(位于今丰台区花乡北部)搞了一个“农村实验区”,企图建立在农村实现其反动统治的模式。

实验区的形成及其反动目的

1937年12月,新民会成立。1938年3月,新民会指导部成立,下设农村实验区办公处,地点就设在花神庙村。《农村实验区工作大纲及章则》就直言不讳地写着:“共匪的根据地在乡村民众中,故必先做到乡村自治自卫,始能制共匪的死命……新民会的剿共工作,置重点于乡村建设……就人民生产及思想两方择定南郊花神庙等四村施以实际建设,造成新民主义之农村,为全国之模范,将来逐渐推广,由村而县而国,则我国膏盲之病庶可箴手。”由此不难看出,日伪在花神庙村建立农村实验区的罪恶目的和反动实质。

按照新民会指导部农村实验区的建设计划,这个实验区的地域范围是:花神庙(包括蒋家街)、纪家庙、张家路口(包括二郎庙、神堂)、于家胡同(包括温家口)等四村(现丰台区花乡北部)。实验区办事处,设置下列职员:正副主任各一人,技术员一人,会计兼庶务一人,调查主任一人,调查员一人,事务员一人,书记二人。在人员的安排上,除选择本地有钱、有势的亲日分子外,还派一些日本人到实验区任职。在花神庙实验区的负责人中,先后任职的日本人有池上刘义、志奇义清、二贡、扳口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1938年7月开始,分期逐项实施其统治、奴化广大人民群众的计划,至1940年12月底全部完成。当花神庙实验区的统治办法在其他地方推广后,他们还不断地进行总结补充,妄图把广大群众变成他们的顺民。

具体的反动措施

(一)建立伪保甲政权,严密统治人民群众。每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两个保以上为联保。让当时有身份、有势力的人,以及卖身投靠日本甘当汉奸的人为甲长、保长或联保长,借以统治当地人民群众。

除了设保甲之外,在铁路沿线的一些村庄,还成立爱护村,每个村设有村长、班长。爱护村的主要任务是替日军保护铁路。因为花神庙实验区靠近丰台火车站,而丰台又是铁路南北转运的咽喉要道。日军很害怕共产党领导群众扒铁道,影响其兵力、物资的运输。于是,各爱护村每天要按时派人分段看守铁路,夜里还要有人打更。看守人员值日完成后,立刻要到丰台警务处去汇报值班时所看到的各种情况,经准许后才能离去。

(二)设立“宣讲所”,进行奴化教育。从1938年8月开始设立“宣讲所”,每星期一、三、五、日下午6时宣讲,要求实验区内的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去听讲。还做出若干规定,就是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他们的奴化教育,当不抗日的“良民”。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听讲人要遵守秩序,不得喧哗争吵;听讲时不得吸烟;不得无故半途外出,倘有事经许可方能离位;如有不明了时,可请求再为解释;听讲后有宣传的义务等。

除在实验区的宣讲所宣讲以外,还规定星期二在于家胡同、花神庙二村,星期四在纪家庙村,星期六在张家路口村,都是下午6时进行巡回宣讲。要求各村的负责人要动员群众去听,强迫人民接受其奴化教育。如果有人不遵守他们的规定,就要受到一定的制裁或惩罚。

在宣讲所里,还设有向区内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阅报处。陈列着各样美化日军的书报杂志和画报,墙上张贴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宣传画、标语。有时还为实验区的群众放映电影,发放各种宣传材料,还印发俯首日本侵略者、甘当亡国奴的“新民”守则等。

宣讲的内容,发放和张贴的宣传材料、画报,以及放映的电影等,不外是“新民会的使命”、“亲日反共”、“中日联合乃兴邦之道”、“建设新东亚”、“完成圣战”等。同时,还结合形势宣传日军胜利、某地“陷落”,以及各个时期日伪的工作中心和方针;对某个时期同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吃混合面儿,它有什么“营养价值”等。此外,凡是日伪的重大活动,如“剿共运动周”、“强化治安运动”、“新国民运动”及“兴亚献机运动”、“慰劳皇军”、“献金”、“储蓄”等活动,也都是宣讲的重要内容,都要大讲而特讲。总之,日本侵略中国,就是中日亲善,中国人要情愿当亡国奴。

(三)强迫青年加入准军事组织──青年训练所。青年训练所设在花神庙村市立小学校的东院。第一期学员是从花神庙、于家胡同、张家路口、纪家庙等四村选定的50人。选择学员的条件是:识字,身体强健,年龄在18岁以上、30岁以下者。从1938年8月1日起,开始入所受训。学员入所的手续是:须取其本村保甲长的保证书,被迫填写志愿书及誓词。每期训练时间为四个月。

《农村实验区青年训练所设置章程》记载:“本所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施以精神、学术、技能之训练,以期养成农村建设之中坚分子为宗旨。”训练的内容:“中、日、满提携之必要,日军出动之意义,新民青年团之使命等。”学习的课程有新民丛书、日语、合作大意等,此外还要接受军事训练。在学习期间,组建新民青年团。训练所由实验区的办事处正副主任负责监督,由新民会委任指导员两人负责指导和训练,所有课程由训练所聘请专门人员讲授。

实验区内未正式选入训练所的青壮年,也同样要加以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是:立正、稍息、左右转、向后转;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点名、报数、叫口令、喊口令等队列训练。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提前到达,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训练时,一定要听口令,错了也同样要挨打受罚──打耳光、拳打脚踢、罚站、晚回家等。挨打受罚是常有的事,而且敢怒而不敢言,只有把亡国奴的苦水暂时咽到肚子里。每次训练时,每个人都要拿着一根木棒,手持肩扛当枪用,所以俗称“棍儿兵”。主持训练的人,有时是日本人,有时是中国人,或两类人都在,都是一样的凶狠。他们就从这些训练过的人员中,选择一些组成地方自卫团,与警察配合,负责维护地区“治安”。

(四)成立新民建设辅导委员会。委员会由专人组成,推举一人为主席委员,办公地址设在花神庙西部。1938年8月成立后,就从各村征调民工450人,把原来的小路修成可以通行汽车的路。修成后还要派四名民工负责经常性的维修保养。各村设置村名牌,道口设置指路牌,以方便日伪的汽车行驶,不至于迷路。还强占花神庙边的一块土地修运动场,说是为农民和学生修的操场,实际上是为训练“棍儿兵”所用。他们还以为村民娱乐为名,征调民工整修花神庙村的旧戏楼,实际上是为他们召集民众作反动宣传所用。当时老百姓形容他们的这种做法──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就是不拉人屎。

此外,他们还虚张声势搞什么测绘平面图,整理村容,搞卫生设施等。美其名曰自治,实际上是治人。他们成立的农事试验场,搞示范农田、农产品评会、农业技术研究会,组织信用、消费、产销、运销等合作社和合作联社等,无非是用以控制实验区人民的活动及物资的流向、资金的使用等。

实验区内群众的苦难

花神庙农村实验区建立后,群众受的苦难比一般敌占区更大更深,想跑没处跑,想躲没地躲,全家老小只能在一起受罪。

日军为了防止八路军的袭击,不准爱护村的农民在铁路两侧的100米内种高秆庄稼。房村农民夏良贤,在离铁路200米以外的地方种了8亩老玉米,按说不违犯“规定”,但是爱护村村长为虎作伥,硬说不行,要求把玉米秧连根拔掉。夏良贤一家人本指望这块地的玉米糊口,而且眼看着玉米已经抽穗,快要结实,夏的父亲就乞求说:“这块玉米地离铁路较远,不碍事,可否把天穗儿掐下来,砍掉尖儿,让它矮一点?”村长就是不同意,老人还遭到了一顿拳打脚踢。村长说:“不拔掉玉米秧,就是私通八路军,就得把人扣押起来!”夏良贤的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把玉米秧连根拔掉,才算了事。结果,断绝了一家人全年的口粮。

一天,张家路口任美兰的父亲,在外出回家的路上,被实验区的日本人抓去盘问、搜身,审讯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最后只是看到他腰上系着一条红裤腰带,就硬说他不是好人,一定私通八路军。于是,拉他到路旁的农田里,绑在井台打水用的吊杆上,日本人举刀向他腰上一砍,鲜血流淌满地,肚子里的肠子、五脏等随着掉了出来。一个无辜的百姓,就这样被活生生地砍死了。

那时,实验区内的贫苦百姓,经常被派到丰台、南苑或者城里去做工。活儿是又苦又累,还时常挨打受骂。王家胡同雇农刘风林的父亲,已是60岁的老人,还被抓到南苑机场做苦工。干的是拉碾砣子活儿,用了全身的力气,才勉强拉动,但日本兵还赶着他跑,慢了就鞭打脚踢,干了不久就被折磨死了。为此,刘的二哥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就被说成是坏人,推进了日本人的洋狗圈,被洋狗活活地咬死。刘风林失去了两位亲人,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仍然不得不再去给日本兵干活──喂洋马,锯木头,吃尽了苦头。有一次,用电锯锯木头时,不小心把油灯弄倒了,引起了火灾,就让日本警备队带走,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掉了性命。

有的贫苦农民还被抓去做劳工,装上火车拉到山东、东北或日本国等地,下煤窑,当苦力。就在这个实验区之内,被抓去当劳工的有几十人,能够说得上名字的有房村的田德海、林长荣、林宝树、张厚田、于环、江荣;张家路口的张祥、刘福玉、夏裕、李永明、张长海;北大园的李均爱;樊家村的李继贞、李继富等。这些人多数死在外乡,只有个别人历尽千辛万苦跑了回来。如郑王坟的谭永海被抓,坐闷罐车到山东煤矿背煤,吃豆饼吃得净拉稀,有时还被洋狗咬伤。一天,他趁监工不防备时,跑了出来。为了逃命,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趟着齐腰深的水过河,沿路讨饭走了几百里,才回到了家。南大园的李庭芳,虽然跑回了家,又被抓到警务处,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屁股上留下了碗口大的伤疤。

实验区内的广大贫苦农民种了点粮食被征走,从粮店买来的是混合面儿,混合面儿里边真正的粮食不多,还有头发茬、麻袋毛、尘灰土等。蒸出窝窝头都是黑的,吃到嘴里又苦又涩,味也难闻,人们吃了经常拉稀。日本人知道了,说是这人得了“霍痢拉”(即霍乱),会很快传染给别人,因此就马上把人拉去烧掉。有些人怕被拉走烧死,跑肚拉稀也不敢说出实情,然而仍逃脱不了冻饿而死。张家路口的康三、王垮儿等,就是这样死去的。有的人为了养家糊口,还曾到丰台东仓库去买马粪,因为马粪里有日本人喂马掉下来的高粱,用水洗出高粱粒烧饭吃,虽然味道不好闻,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粮食,可以充饥。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家各户还要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枪钱、草钱、劈柴钱;房捐、地捐、人头捐;青苗费、兵役费、壮丁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谁要是不给,伪保甲长、巡警就来催逼。再不给就会被送到日本宪兵队去,到了宪兵队就凶多吉少了。北大园李振中的父亲,因为实在缴不起钱,苦苦央求,但怎么说也不行,还是被送到日本宪兵队给电死了。

游击队捣毁实验区

在寒冬腊月生活的人们,最企盼阳光照射的温暖。受苦受难的实验区内的贫苦农民,当听到西管头、六里桥、西局、长辛店等敌伪据点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拔掉,满载军火的日军列车被截获,日本“东亚大路”专列被颠覆的消息后,每个人都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同时,他们又急切地盼望有那么一天,游击队来捣毁实验区花神庙日伪据点,解救这里的人们。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就在1944年3月,平南抗日根据地县大队长刘启才(西管头村人,该村现属丰台区卢沟桥乡管辖范围内),亲自察看了地形,收集了驻守敌人的情况,同队员们一起分析研究制定了智取袭击方案。在花神庙据点里,有300多名伪军和一个小队的日军,由于局势紧张,日军晚上不敢在这儿住,只叫伪军看守。这个据点的汉奸头子叫林绍得,他仗着有一二百条枪,没有把游击队放在眼里。就在一天深夜,刘启才带领20多个武工队员和几十个民兵,悄悄地包围了花神庙据点,迅速干掉哨兵后,就上了房顶。然后开始喊话:“伪军兄弟们,我们是八路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不然我们要扔手榴弹了!”这时,敌人还听到窗外一片喊口号和报数的声音,吓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八路军。当看到房顶上刨开了洞,伪军害怕被手榴弹炸死,只好乖乖地把枪抛出窗外。企图越墙逃跑的汉奸,被刘启才一枪一个打死几人,剩下的全部投降了。武工队带走了伪军的几个小队长,交给解放区根据地去审判,其余的伪军经过教育全部释放了,同时拉走了189条枪和一些粮食,然后一把火把据点烧个精光。

实验区花神庙敌据点被捣毁,给了日军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们还在进行垂死的挣扎,但已失去往日的威风。农村实验区的活动,也因此而停了下来。亲日分子的嚣张气焰,也很少再看到了。实验区内人们兴高采烈,大家在背后议论着:日伪的统治,看来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贫苦人出头之日就快要到了。人们更加急切地盼望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赶走全部日本侵略者,让大家过上安定的日子。

选自《北京文史资料精选(丰台卷)》